中国周刊201112期封面 致命的关系——医患为何交恶
徐一龙
“今天下午急诊又取了一个气管异物，一个1岁8个月的小女孩，吃开心果后呛咳引起的，手术很顺利，当我在手术室门前告诉家长手术结果时，一群家长激动得泪流满面并已语无伦次了，孩子的奶奶更是不知如何表达谢意，那一刻也是做医生最开心的时刻。”
这是一个医生的一条微博。我们几乎能看到那个画面，“一群家长泪流满面语无伦次”，也几乎能感受到医生“最开心的时刻”，这个职业有着无与伦比的成就感，我们还确定地能看到医生和患者和谐相处的美妙时刻。
这个医生最新的微博，则是截然相反的内容。
“同仁医院徐文医生被砍的事情北京所有的医生都知道了，大家在愤怒、悲痛的同时多了一些恐慌，我的几个同事第一反应是不敢单独值班了，当天看病时都有些精神恍惚了；再者我的同事劝我收治一些简单的病人吧，安全第一。我不知这对社会、对患者是好事吗？对医学进步有帮助吗？”
微博的作者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医生谷庆隆。在北京，儿研所和北京儿童医院是最好的两家儿童医院。每天，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家长，满心焦急地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这两家医院，谁会知道，千难万难挂号见到医生，会满怀这样的恐惧和纠结在工作？
医生和患者，曾经如同牧歌般的美妙、信任的关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与生命有关，可从救命的关系到致命的关系，医患者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谷庆隆医生微博中提到同仁医院的砍杀事件，是近期发生在医院中的一起极端医患关系的案例。喉癌患者王宝洺因为未获治愈迁怒医生，于2011年9月15日，在同仁医院将昔日的主治医生徐文砍成重伤。
就在同仁医院血案四天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颈部受伤、左胫骨骨折。
不到两个月后，又一起砍杀事件发生。在广东潮州，一名患者因认为疗效不好，且无法讨回治疗费，持刀在医院砍杀，潮州男科医院副院长当场死亡，两人重伤。
今年8月13日，南昌市第一医院门口发生大型持械斗殴，起因还是医患纠纷。
在网上搜索“医生被砍”，有130万个结果。
可当你刚刚把医生当作受害者同情，指向相反的事件就会不断涌现。
今年10月26日，广东南海红会医院的医护人员将新生儿误当死婴扔在厕所。汕头市的一个产妇到医院保胎时，收到护士送来的堕胎药。还有一个一直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国人的身体已经被医生们滥开的抗生素搞得羸弱，很多人都相信，这一切源于医生们希望得到更多的药品提成。
此间情形，让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科专家钟南山疾呼：医患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
几乎就在这五六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医患关系一步步陷入泥淖，无可自拔。
几年前，当我们看到有医院的工作人员头戴钢盔上班时，或许还会觉得有些夸张；就在11月份，著名的医疗论坛丁香园发布了《医疗工作场所防止暴力行为中国版指南》，其中细化到指导医生不要背对着门坐着。这份魔幻色彩颇重的指南，被半官方的中国医师协会放到自己网站显著的位置。
就在这几年，患者们对医生的不信任达到极致。他们担心被医生多开药、多检查；看病时，全程录音以备不时之需。在必要的时候，还会雇佣“医闹”，与医院大干一场。
作为一个崭新的职业，“医闹”从大城市蔓延至小城市，这个再无他国所有的职业，早已预测了中国医患关系将会扭曲到极度。
就在这几年，鲜血不再是手术室内的专利，在医生的办公室和病房，它们开始四溅。而那些行凶的患者和家属们，也在之前遭受了巨大的伤害，他们认为这与医生的私德有关。
从统计上，那些激烈的事件仍然只是少数的。但是，少数总会影响多数，尤其是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不信任感越来越强，他们不再像文明社会中，一种受人敬仰的职业和它的主顾的关系。极端情况下，他们更像丛林中的一种动物和另一种动物的关系，互相伤害。
是哪只看不见的手，将医生和患者推入丛林？
钟南山院士提出要提高医生的人文素养，也有人指出中国患者的心理扭曲。
道德论是最背离真相的答案。没有理由中国的医生道德沦丧；也没有理由中国的患者是一群刁民；更没有理由，一群道德最沦丧的医生和最蛮不讲理的患者，恰好在这块土地上相遇。
还有一种观点，患者法律意识、医疗要求的提高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这其实是一个反智的判断，人们懂得越多，沟通成本应该越低，沟通效果也应该更好。
答案其实并非在风中飘荡。在钟南山的最新表态中，媒体关注的重点是提高医生人文素养的发言，而在此之前，钟南山把医疗投入不足和医疗资源配置不公作为最重要的原因。这些原因，似乎遥远而宏大，但剥茧抽丝之后，它们才是现实中的医患交恶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它们又是如何导演了这些悲剧的呢？
在这期封面故事中，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并去梳理医疗投入匮乏和不公与医患关系扭曲的显形和隐秘的联系。
这是些与民生有关的故事，也试图告诉我们，看似宏大的政策导向，是如何影响每个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
(本期封面和封面报道内文图片均选用著名画家方力钧先生的系列画作《病》，感谢方力钧先生的授权使用。)
当治病需要录音时
当患者家属要求全程录音医生的诊疗过程时，可以确诊的是，医患关系已经病入膏肓。
中国周刊记者 林天宏 广州报道
徐黎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一个多月前活蹦乱跳走进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大门的儿子小涵，能够同样活蹦乱跳地走出来。
但事情看起来不太乐观。这个原本只是患上普通手足口病的一岁半男童，病情日渐加重，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更令人感到错愕的是，因为小涵的病情复杂，再加之前期医院治疗时出现的一些小差错，使得徐黎与医院在救治中产生尖锐矛盾。
在这种不信任的状态下，这个父亲拿着手机，对与医生所有的沟通、谈话进行录音，并要求全程记录会诊状况作为证据。
媒体称之为“录音门”，有媒体还将其与刚刚画上句号的深圳“八毛门”事件相提并论，称“中国医患关系的互不信任状态，已经达到了历史顶峰”。
一
对于徐黎来说，过去的这一个多月，就像做了一场噩梦。
噩梦是从9月19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一岁多的儿子小涵突然开始发烧，第二日，手脚开始出现红疹。情急之下，徐黎和太太一起，把孩子送进了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后确诊为手足口病，要住ICU观察治疗。
这是一种幼儿多发病，广东省每年会出现近20万的手足口病患儿。而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是广东地区最好的儿童医院，也是广州市卫生局指定的三家手足口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每年，它都要收治数千甚至上万名手足口病患儿，在这个领域，具有相当的专业与权威性。
本以为没事的徐黎，即日便飞离广州，到新疆出差。这个40岁的男人是山东人，已经在广州生活了十多年，平日里在新疆做煤矿生意。但第三天，主治医生给徐黎打来电话，称小涵有生命危险，要输血，还要进行腰椎穿刺，要求徐黎立刻赶回。
徐黎一下子蒙了。在他的概念里，输血和腰穿都是重病患者才需要的。“儿子进医院时，还有说有笑的，怎么就突然这么严重了？”
他心急火燎地赶回了广州。在病房里，这个父亲发现，刚输完血的儿子，怎么叫都醒不过来，而且，在身体没有外伤的情况下，尿片上居然出现了点点血迹。更让这个父亲感到难过的是，醒过来的小涵，情绪极其烦躁，一看到陌生人就哭，连“爸爸”都喊不出来了。
每天少则五千多元、多则七千多元的医疗费用，就换来这样的治疗结果？徐黎说“自己怎么也想不通”。他抱着儿子的病历和检查报告，咨询市内和北京的几个儿科专家医生，得出的答案是，小涵的病情并未达到入住重症监护室的程度；而且，根据化验报告显示的血红蛋白数量，也不需进行输血。
一怒之下，徐黎想到了媒体，他打算用曝光的方式，为自己和儿子受到的“委屈”，讨一个说法。
广州当地的几家媒体介入并报道了此事，医院方面的回应也很及时。9月26日，院方先是更换了小涵的主治医师，并表示，原先的主治医生，在与病人家属沟通方面、ICU护士监护方面，都存在不足。
但院方同时也强调，小涵刚进入ICU时的病情报告，并没有完全发到徐黎手上，所以，外面医生的诊断，并不能作为参考依据。徐黎如有疑问，应该与主治医生沟通，“请相信医生的专业判断。”
在双方各执一词的同时，小涵的病情开始出现了好转。9月29日，医院认为，小涵已达到治愈出院标准，建议出院继续康复治疗。徐黎也同意，先带孩子回家观察休养。
事情似乎暂告一段落。但院方和徐黎都没有意识到的是，一颗不信任的种子，已经在双方心里悄悄扎下了根。数日后，小涵病情复发，又将这种不信任的状态，推到了顶峰。
二
10月8日夜间，小涵又发烧了。还未办理出院手续的徐黎，便带着儿子回医院继续治疗。
但这一次，面对医护人员，徐黎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和妻子开始每天记录孩子的情况，包括孩子每天的体温、咳嗽、大小便，甚至喝水和吃水果的过程也不遗漏。徐黎还动用了高科技手段，用手机的录音功能，录下每一次与医生的对答。在这期间，医院为小涵组织了会诊，他也要求参加，并全程录音记录。
徐黎的小心谨慎，也使得医护人员的压力倍增。那些天里，任何手续与文件，医生都要让他签名。前前后后签了有十几次名字。在徐黎当时的理解里，“医院是在报复我”。
10月23日，双方的不信任状态达到了顶峰。那天，医院的工作人员因为疏忽，使用了旧版模板，该文书上有“巨细胞病毒阳性”字样，虽然后来发现后及时更正，但这彻底激怒了徐黎。
他再一次选择向媒体曝光此事，蜂拥而来的媒体们，堵住了儿科手术室的大门。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医院召开了媒体发布会，对小涵在诊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一作出答复。小涵的尿布出现血迹，是在抢救时导尿管擦伤尿道导致的；签名只是医院的常规，在仍无法做到全面控制病情之前，小涵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这才多次要求；对于徐黎认为儿子在进入ICU之前还活蹦乱跳的，但之后便变得情绪不安的问题，院方表示：“这只是一种主观、笼统的说法，医院不愿对相关细枝末节过多纠结。”
在这段时间里，院方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他们多次组织院内多学科会诊，多次邀请国内及省内权威专家会诊。
但由于小涵在患上手足口病后，全身的免疫系统遭到严重破坏，引发了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综合征；噬血细胞综合征(HLH)；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IR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肺部感染等一系列病症，病情非常复杂。
在压力之下，医院还是愿意与徐黎达成“某种共识”。他们将重症患儿小涵的病历文书、检验检查结果、知情告知记录等医疗资料，悉数交给了徐黎，同时建议他与其他儿科专家进行讨论。此外，也允许徐黎对所有的沟通、谈话、处理进行录音、拍照，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
但显然，医生们的心理也出现了问题。儿科主任王波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从接触这个事情开始，自己已经40多天没有睡好觉了，压力很大。
“我看上去是不是很疲惫、很残？”他无奈地摇摇头。
副院长陈运彬也很理解这样的心态：“其实医生也是人啊，我们是为你服务的，我们知道你对我们录音，对我们不信任，怎么可能不害怕呢。”
陈运彬已经当了30多年儿科医生。当年班里30多个同学，现在只有3个人在做儿科的本行，其他的都转行了或者转了专业，“医疗界流行一句话，一怕儿科，二怕急诊。”陈运彬感叹道，“儿科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特殊的人群，这些孩子都是婴幼儿，他们不懂表达，或者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病情，所以医生的责任更大。其实，儿科医生真的是热爱病人的，不然没有必要做这行的。”
三
ICU病房里的小涵，并不清楚成人世界里发生的这些纷扰。这个一岁半的男童，依然在病痛中苦苦地挣扎。
10月28日，小涵的病情再次加重，医院将其转进了无菌病房。在与徐黎沟通之后，院方决定，将小涵的病历在网上公布，以得到全国专家的支援。
焦灼中的徐黎，给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发短信求助。一直在关注此事的廖新波回复短信道：“已经有顶级专家会诊，治疗上基本没有很大争议。原因是病毒感染后引起的免疫功能障碍，造血系统也有一些问题。我意见是：会诊已做，只能听医生的，相信医生不会把孩子往死里医。我会要求医院科学地、负责地处理。”
徐黎说，在收到短信之后，他也慢慢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自己在整个过程中的行为。
“我很反感别人拿这个事情和‘八毛门’做比较。”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只有这一个儿子，我不可能在不相信医院的情况下，还把他送到这里治疗。”
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的一些做法，在客观上也加剧了医患关系的互不信任：“我也是着急之下，才做出的无奈之举。其实，现在冷静下来想想，医生们也很不容易，孩子的病确实很复杂，我现在只希望，我们能一起努力，治好小涵。”
尽管如此，徐黎还是跑了一趟北京。11月4日，他带着小涵的病历和一些资料，飞了一趟北京，找到了几家著名的儿科医院的医生诊断。诊断的结果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结果基本一致。他才真正放下心来。
“现在院方的努力救治是诚恳的，积极的，我们家长也是非常感动的！真诚是用心感受的，这种情况下，我还有必要录音吗？永远都不会了。”他向《中国周刊》记者表示。
一直在关注此事的廖新波，不断在自己的微博“医生哥波子”上，发表关于此事的评论。他质疑道：“为什么医患一定要‘战’呢？ 谁是谁的敌人呢？ 患者一开始就想到医生要敛财， 医生一开始就想到患者要闹事，这样的‘病’如何治呢？ ”
在一篇名为《医生的医疗行为到底该听谁的？》的博文中，他又这样写道：“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谁也不能保证每个病人百分百不出现不可预料的意外，这种意外是谁的错？ 谁来承担后果？ 医师是应该有一颗对生命敬畏的心，但不应该是揣着如何不被患者讹的心态工作。医患关系日益恶化谁之过？ 医师难道不是受害者吗？”
但也有观察此事的律师朱永平这样分析道：“这种极端不信任的根源，除了与个人秉性有关，亦是多年来医患紧张对立下的累积反应，其根源在于医疗体制。希望政府能够尽早建立起一个看病基本不花钱的医保福利制度，这样才能减轻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
(徐黎为化名)
编后：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一国卫生总费占GDP的最低标准是5%。2010年，中国的比例是4.3%。看病就得付钱。在我们这里好像天经地义。但是你们知道不知道：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看病要付钱只有二十几个国家。其他的国家他看病就是不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