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医有个约会
笔者与中医的缘份，要从笔者的身世讲起。笔者出身于南方的一个小县城，祖上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当年的民谣是这样唱的：“张半城，李一角，蔡姓就住城墙脚。”笔者就出自这其中的占居了“半个县城”的北门巷张家大院的长房一支。
家族中颇多赫赫有名人士，远的不说，国共两党中，有国民党的将军、县长，也有共产党红军时期的中心县委书记、县长，与扬尚昆同学、方志敏同期的早期烈士。兄弟台海相望、同族同门为敌比比皆是，最为悲哀的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县长堂兄判决、枪毙了领导农民起义的共产党中心县委书记的堂弟。后来家道中落，族中鲜有为官者，更多的是从医
晚清民初，家族中从医者渐多，被称为“中医世家”，记得比较著名的一方名医也有几位：一是爷爷在家乡办了几家平民医院，收费低廉甚至免费为穷人看病。后为医学院的首任教务长。他的儿子笔者的堂叔留学后归来，成为中国医学院药物研究所所长。另一位是儿科圣手的姑奶奶，说是圣手，是因为姑奶奶专治儿科“喉子”也就是“化脓性扁桃体炎”，那时候没几个人用得起抗菌素，这个病死人不少。姑奶奶只是用一块布，沾些中药粉，用手在病孩喉中一压，就好了。姑奶奶治病也就象现在的儿童医院，门庭若市，流水作业。惜乎这一秘方已经失传。另外一位堂爷爷专治小儿“急惊风”，用一碗水，背着人画几画，喝下水就退热病愈。这个笔者考察过，不是画符，是羚羊角之类的中药起作用。
笔者耳濡目染中医之神奇，于1975年高中毕业后，没有大学可考，就进入中药店做学徒学中医，两年后恢复高考制度，77年报考文科未中，78年改考理科上线，后因为政审和体检原因，直到最后一批勉强入学，进入赣南医学院学习临床医学。成为全县75届高中毕业生中唯一的大学生，自然也是唯一的研究生、唯一的教授。
大学毕业做了7年的外科
大学外科实习时，主管了一位肾绞痛的病人，病人痛到从床上滚到床下，度冷丁已经用到极限，也维持不到半个小时。病人彻底崩溃了，要跳楼了结生命。万般无耐又束手无策，笔者想到中医，就与病人商量试扎针炙，足三里穴一扎下去，病人跳起来：奇怪，一点都不痛了！病人这一上午都没打度冷丁，带教老师称之为“奇迹！”到中午笔者为病人拨了针，下班去食堂打饭，病房护士慌慌张张找来：“病人又痛了，要找你呢！”病人指名找一位实习医生，这是极其罕见的事。笔者知道这位病人痛的厉害，顾不上吃饭，就又回去病房，为病人扎上了针炙。坚持针炙几天后，病人不痛出院了。病人逢人就说是中医针炙救了他的命。
曾经有一次，笔者3岁的女儿患小儿腹泻，一日十余次水样便，请过西医儿科专家诊治，吃药、点滴，头上已经无血管可打了，病情愈重，脱水、发热，专家无术。又是万般无耐之中求救于中医，想起在中医学徒时学过的罂粟壳，于是自己到中药店买了2角钱的罂粟壳，取了一点煎水喂女儿，当天就止泻了，次日基本恢复正常。
有前面与中医的缘份，考研究生时，就报考了上海中医学院的研究生班，再一次与中医续缘，学习中医，属于西医学中的类别，89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广州市中医医院，开始了中医医师的生涯。此后一步一个脚印，
“我与中医有个约会”，一约定终生：从此与中医结下了一生的缘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