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谁都没想到，一个长期患病生活难以自理的女青年，在央视主持人柴静的博客上留言，希望能找一位人大代表帮着递交安乐死申请“议案”。此事经网络“发酵”及媒体炒作，立即成为两会内外的一个焦点话题。
对这位身处舆论“台风眼”的不幸女青年，我除了表示同情外无言以对。但就安乐死这个全球性社会公共话题，我想结合中国国情谈点看法。
安乐死既涉及法律，又首先涉及人类生命伦理。安乐死在全球范围内久拖不决，矛盾焦点正在于法律与生命伦理的冲突难以调和。就在前不久，一桩安乐死公案震惊全球：英国男子斯蒂芬，不忍看到癌症晚期的母亲瓦莱丽忍受病痛折磨，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将她送到瑞士一家自杀诊所实施了安乐死。然而这名英国男子甫一回国即被逮捕。英国警方以“犯有协助自杀罪嫌疑”对其立案侦查，而斯蒂芬本人最担心的是，他可能会被指控犯有“一般杀人罪”，因为安乐死在英国为法律所禁……
在中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关注安乐死并不构成新闻。仅去年两会上，政协委员赵功民就上呈过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他还认为“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中国要推行安乐死，我远未如像赵委员那般乐观。因为安乐死一旦开放，在特定的条件下，虐待、遗弃这类亲情沦丧现象有可能发展到极致。果真如是，无论如何，国家立法机关将难以承受舆论的拷问。
尽管媒体尤其是网民对安乐死话题津津乐道，可多数人并不了解安乐死的真正含义。临床实践中，安乐死包含下述意思（1985年版《美国百科全书》）：处于垂危濒死状态；为了解脱病人在精神上和躯体上的极端痛苦；必须有病人的遗嘱或口头表达以及家属的要求；必须用人为方式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终止生命。假如拿上述条件作对照，上文那个不幸的女青年，就算中国已允许安乐死，也未必符合条件。媒体及网络对那个女青年个人要求的炒作，至少有点“跑题”之嫌吧？
更重要的一点，安乐死虽说是当事人自愿提前结束生命的方式，但不同国家，其所隐含的“社会属性”乃至背后更隐蔽的“政府救济”职能是截然有别的。恰恰这后两点，在本次“安乐死事件”中，我至今没读到有哪家国内媒体予以了清醒的揭示。
以上文提到的瓦莱丽为例，在英国尽乎完美的全民医保体制下，瓦莱丽想提前结束生命的唯一动机是难以忍受病痛折磨。可是，这在一个多数人还“缺医少药”的中国，即对某个“中国的瓦莱丽”而言，她想提前结束生命，可能首先包含着天价医疗费用无从承受——不忍心使子女们留下沉重债务的考虑。这也是一种“天下父母心”啊！
这不是想当然——我就亲历过这样一件事：今年春节回乡时，儿时好友告知其父亲走了（老人去年9月因癌症住院时我曾去探望过）。到最后关头，其父坚决要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因为老人不想再让他的家境不宽裕的子女再举债。我的朋友哭诉道：“老人的最后11天就光打吗啡针……”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不是另一种极度残酷的“中国式安乐死”呢？不妨设想，假如中国已允许安乐死，该老人也提出安乐死并得到满足，但其寻死的社会成因能与英国的瓦莱丽相提并论么？
安乐死是有“社会约束条件”的。我以为，所言“条件”首先指亲人、医疗机构、社会慈善组织尤其是“政府救济”均已充分尽到了挽救生命的责任。而中国的现状是，因无钱医治而不得不放弃治疗而等死（不堪承受天价医疗费用回家等死）的现象决非个别。
炒作安乐死不当，会对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基本医疗保障（迄今认识还远未统一）产生副作用，使其中隐含的以“政府救济”为首的安乐死前置条件被人为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