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体弱，三岁时曾感染”伤寒病”，由江西名中医治愈。后来家父让我报考医校以从医济世，1955年8月毕业于江西医学院医疗系，当时服从全国统一分配到电力工业部下属基建部门医疗单位做内科医师，开始了医疗服务工作。1959年初，北京市举办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由北京地区各单位抽调选派西医参加学习。由于我从小深受中医影响，所以非常自愿地要求参加。当时是在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下，提出“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又说要通过全国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培养一大批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理论家。于是从1959年3月到1961年12月，用三年时间，我在“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十二字方针指导下，专心学习中医系统理论和临床实践，特别是越深入学习中医理论和经典医著，越体会到中医学理论体系和临床经验、理法方药等全来自古人对疾病的认识和临床经验总结，中医药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医疗保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学习期间，我对中医理论中的阴阳学说很感兴趣，认为它是古代哲学家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阐述，并将之与现代矛盾法则比较，写出了”阴阳学说与矛盾法则”一文，刊登在《中医争鸣》杂志上。随着学习的深入，又深感中医一些理论和观点是现代医学所没有的，而实际上对临床应用指导意义很大，其中我在毕业时即撰写了“气血学说及其临床应用”一文（刊登在《江苏中医》上），这些对我的学术思想有一定影响。
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毕业后，北京市委要求尽量集中使用这批西学中人才，我就被分配到北京中医研究所和北京中医医院工作，当时为了留下，市里给原单位还派去一位中医师，以作为交换。这样，我从1962年1月就在北京中医医院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工作，迄今已45年。
博采众方，勤奋学习，打下扎实的基本功
开始在中医院内科跟随名老中医宗维新、自啸山、关幼波、王为兰、王大经、姚正平等应诊学习，从各位名家应诊中学到了宗老的经方经验、白老的滋阴补肾经验、关幼波治肝病经验、王为兰治湿热痹症经验（《温病条辨》方），而王大经则以温阳治疗寒痹，善用川草乌、干姜、附片、桂枝等温热方药。集中医各家之长，对中医学中辨证施治有了进一步认识。1963年后我担任内科肾病及肿瘤重点研究室负责人，在姚老肺、脾、肾三脏及三焦气化学说指导下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及肾病，学到了姚老善用麻黄宣肺，干姜温中健牌，附子、肉桂温肾扶阳，上中下三焦治疗的经验，在中医治疗急、慢性肾小球肾炎及肾病方面探索了治疗规律。在《中医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中医药治疗慢性肾炎的规律探讨”、 “中医药对尿毒症治疗规律的探讨”等论文，而且在肾病的研究中，开展了当时西医学方面新的检测指标，如肾小球滤过率、肾小管排泄功能等肾功能检查，甚至在196年开展了肾脏穿刺活检病理检查，使当时北京中医医院的肾病研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参加了1964年广州召开的中华医学会肾病~内分泌病学术会议，向老一辈西医专家王叔咸、邝安坤教授等学习交流，获益匪浅，这也是我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开始。1963年升任主治医师，1964年担任大内科的副主任，仍兼肿瘤及肾病研究室主任。
创建肿瘤科，是国内医院的第一批正式肿瘤科
在史元前例的”文革”时期，我下乡开始为农民服务。我作为医疗队队长，在医疗队什么病都看，内、外、妇、儿科都要处理，锻炼了作全科医生的本领，后又在通州担任当时北京医学院的一本科班的中医教学达二年。1968年，我代表北京地区，与北京医科大学徐光炜教授、友谊医院于中麟教授一起，参加当年卫生部召开的全国肿瘤工作会议（天津），要求各省市开展肿瘤防治工作及建立肿瘤科。回院后，一方面参加了北京市肿瘤普查工作及筹备市肿瘤防办的成立，另一方面成立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从内科分出，单独成科，我正式开始了从事中西医结合肿瘤研究的工作，并担任肿瘤科副主任、后为主任。我院原在1958年即成立了肿瘤组，由秦厚生老大夫主持，主要探索中医药治疗肿瘤的效果，曾试用各种疗法（蒸汽疗法、以毒攻毒法……）。除个别有效病例外，未见明显效果。主持肿瘤科后，我首先从文献入手，将当时肿瘤组几位老中医白啸山、丁化民、胡庚辰等专门搜罗摘抄的古代文献中与肿瘤有关的论述和理法方药经验的卡片共一千余张，调来查阅、学习和整理，初步将”中医对肿瘤的认识和治法”系统整理成文，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并作为讲座材料。同时在临诊中思考如何发挥中医药在治疗肿瘤中的优势，总结过去肿瘤组的治疗经验，尝试了许多中医药及单偏验方。当时，北京市中医研究所在实验研究中也发现了红娘子（斑蝥幼虫）的抗癌作用（当时称为632方）。曾参加过1963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肿瘤学术大会，但这些都未出现较好的效果。恶性肿瘤的治疗，虽然现代医学的手术、放射治疗及化学药物治疗对消除癌灶，抑制肿瘤均有肯定疗效，但相应的也给患者机体带来很多毒副作用，而这些毒副作用正是中医辨证施治的适应证。首先我们针对当时放、化疗中最常见的血象下降、免疫功能下降等表现，以升血汤为主（生黄茂、黄精、鸡血藤、女贞子、拘妃子、莞丝子等）观察，经过对照组研究，发现加中药组在化疗的完成率、血象的保护和减轻免疫功能的抑制方面有很好的作用，对稳定患者内环境平衡有调节作用。中西医有机结合，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减轻了放、化疗的毒副作用，提高了治疗效果，特别是远期疗效，服中药的病人远期生存率及生活质量均好于单纯中医或西医治疗者。这更坚定了我们研究中医药在治疗肿瘤中重大作用的信心，并提出了恶性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我国治疗肿瘤的一大特色。
著书立说，创立《中医肿瘤学》
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和实验研究的深入，在其后的漫长临床和实践中，我对中医药在肿瘤综合治疗中的重要作用更深有体会，并不断从理论到实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课题。鉴于国内尚无一部系统的中医肿瘤学方面的专著，我于1980年开始撰写《中医肿瘤学》，上册1983年、下册198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后立即被许多同行作为教学书及参考书应用，我们也作为中医肿瘤学教科书，在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使用。该书系统整理了古代文献对肿瘤的理论论述和治疗经验，提出了古代文献中医病名与西医病名的对照在肿瘤的病因发病学上，提出了“内虚”学说，指主中医理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指导意义。虽然西医认为肿瘤的病因85%与外界环境、饮食等有关，但我认为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人群，接触相同的外界致病因素的刺激，为什么有的人患癌，有的人不得病，其决定性因素还在内因。据此我提出了以内虚学说指导肿瘤防治的观点，在京街上除了一、二级预防外，更重要的是自身的保护，保持阴平阳秘，使体内消除患癌的条件以及积极治疗癌前病变等；在治疗上，既然是有“内虚”，加上患病后更虚，在治则上扶正补虚是治疗大法之一。在病机方面，该书系撞地归纳总结并提出了“气滞、血痕、痰凝、湿聚、热毒、王噩”六项，也为同道们认同。相应的提出了中医治癌的六大治则:①扶正培本法；②活血化痕法；③清热解毒法；主载坚散结法；⑤化痰法湿法；⑥以毒攻毒法。扶正培本法含义较广，中医的”补之，调之，和之，益之”等法均露此范畴，故理气化滞法是属于调法，故不另列。在当时妄言主讨论了中医药治疗肿瘤，防止复发和转移的可能性，这在90年代后期成为中医肿瘤治疗研究的热点。该书还对专见肿瘤的中医辨证分型论治和中西医结合治疗，单偏验方.抗癌中药及食疗等作了系统阐述，该书被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评为基础类一等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基础类品研三等奖。
其后我作为第一主编，编写了中西医结合学会丛书《肿瘤研究》分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主编《癌症珍治康复350问》（1989年，金盾出版社）、《老年肿瘤防治知识》（北京出版社），参加专业书籍编写20部，国内队发表论文百余篇。
由于我的临床实践、学术成就及科研成果，1981年5月被北京市市级职称评定委员会评为中西医结合正主任医师，晋升为正高职。
在中西医结合防治肿瘤大道上，开阔思路，进行科研，稳步前进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研究思路方面，我们一是直接借鉴古人经验。如发现传统方中的“鸡子乱发膏”对慢性皮肤炎症、慢性溃殇有较好的效果，而现代放疗后遗症一一顽固的放射性溃疡和皮炎，我们开展了“黑络丹”（头发、鸡子黄）防治放射性皮炎的研究，并对其药理、毒理作了实验研究，获得了预期成果。二是从辨证出发，寻求中西医治疗的有机结合。近年来我们发现中晚期肿瘤患者多见气虚血瘀证，并相应提出了益气活血的治疗方法，研制固本抑瘤Ⅱ号方，观察该方对化疗的减毒增效作用。结果表明对细胞免疫、血液高凝状态有改善作用，有减少近期肿瘤复发和转移的治疗效果。三是从现代有关肿瘤的新观点、新成果出发，寻求中西医治疗的有机结合。现代医学对肿瘤转移机理的认识不断深入，发现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和癌症患者血液高凝状态的存在最终导致转移。现代对中医扶正益气及活血化痕药物的研究表明:扶正益气药（如生黄瓦、女贞子、拘祀子、仙灵脾等）对细胞免疫有增强和促进作用；活血化痕药对血液高凝状态有明显改善作用。基于以上事实并根据中医气血相生、气行血行理论我们设计了益气活血法抗肿瘤转移的研究课题，已初步观察到该法对晚期肺癌的近期（6个月）转移有抑制作用，在动物实验中也显示这一作用。
开展肿瘤患者中医证型的研究，突出中医辨证施治的特点。我看到中医临诊中最重要的是辨证施治，现代医学重点在诊断疾病，即辨病为主，而中医则侧重在辨证，因为同一疾病，患者因各种因素，在疾病不同时期和阶段可以表现为不同的中医证型，因而要用不同的中医理法方药来治疗（同病异治）；同样，在不同癌症患者的某一阶段，可出现同一中医辨证的证型，也就要以同样的理法方药去治疗（异病同治）。所以，在癌症研究中，我们率先在国内研究肿瘤患者的证型规律，在70~80年代，重点研究了肿窑患者的“脾虚证”，发现许多肿瘤患者，特别是消化系统肿瘤患者，在疾病某一时期表现为”脾虚证”，深入研究发理其病理生理机制是多方面的，表现有免疫功能减低；巨噬细胞功能、T细胞亚群、NK细胞活性均下降；胃肠道内分接功能失调（胃泌素、膜酶等）；胃肠道运动失调，加快捧空（利用同位素胶囊追踪观察）等。这些变化与脾虚证有关，而与癌症病种元关，这些症状使用健脾中药方后就量明显好转和调整过来，这一研究获得了各级科研奖。
在80~90年代，临床上观察到中晚期癌症患者多见气童血痕证，进一步研究证实，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化疗或放疗后，气虚血痕证的出现率增高，除肺癌外，在其他病种也有这种情况。抓住这点，我们就对癌症患者气虚血察证及相应的益气活血法治疗进行深入研究，使气血学说在讲瘤研究中有了创意。初步研究表明其病理生理基础表现为细胞免疫功能低下（T细胞亚群、NK细胞、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和患者血液流变学改变即血液高凝状态，这对中晚期患者的复发和转移起了促进作用。因此，我们提出了益气活血法在癌症治疗中应用的理论依据；我们制定的固本抑瘤方、固本抑瘤Ⅱ号、固本消瘤胶囊等经临床和实验研究证明对上述气虚血痕证及其失调有明显改善作用，在近期内（6个月）肺癌的转移率比对照组明显下降。据此我们提出了益气活血法是中晚期癌症患者的常用大法之一。当然，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益气药和活血药；益气药用量及活血药用量的比例也是成败的关键。原则上是选择经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有提高细胞免疫功能的及调理脏腑功能的益气药为主；活血药则选择己证明对肿瘤细胞有抑制作用的，而且对免疫系统功能无明显抑制的活血化痪药。而益气药的分量应大于活血药（7:3~6:4），同时如果没有有效抗肿瘤的治疗（化疗或生物靶向治疗）时，则要加上已证实有抗肿瘤作用的其他抗癌中草药。上面工作也进一步说明辨证论治在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中的重要意义。
在经过多年临床研究观察后，我深刻体会到中医的阴阳学说指出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真正意义。在癌症治疗中，机体内环境的调节，使脏腑功能、气血功能、邪毒与正气之间的平衡是病情稳定的前提，机体的各系统生理功能元论宏观或微观，都是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病理的出现、证候的产生即是失衡的表现。所以治疗的目的都是使之达到新的平衡，特别是在中晚期癌症患者，正虚邪实，这时仍用放、化疗，大肆攻伐邪毒，则机体元法胜任；而以扶正为主，法邪为辅，使体内的阴阳、虚实之间达到新的平衡，常可使患者带癌生存较长时间，也有较好的生活质量。这就是我提出的“平衡学说”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这也是我们对晚期患者治疗的策略和经验体会。
我承担了六五、七五、八五、十五的国家中医肿瘤方
面的攻关课题的研究，取得一些进展，曾获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北京市科委及市卫生局（市中医局）各级科技进步和科研成果奖20余项。
当“义务兵”十三年，真正尝到了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甜头
1971年开始，受北京市政府的派遣，我定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南楼（将军楼）的酋长会诊，每周一个下午。由于肿瘤病人逐渐增多，常由下午2点开始，一个个会诊，忙到晚上七八点，风雨无阻，一直到1983年结束，整整13年。有一次晚上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同志去看首长，看到我的情况，开玩笑说“你这个义务兵，干得很好啊！”
在这13年中，确实是我与西医同道合作的13年，每个病人都是在中西医专家协作下诊治的。这期间，也是我了解和掌握现代医学关于癌症诊治的新进展、新知识的平台；也是我运用中医理论与西医诊疗相互合作的经验积累。每个病人都是从诊断成立开始即中西医结合治疗，一直到治疗结束或预后转归的全过程。这期间，我认真地观察了中医药如何与手术相结合，使之术后康复快；观察了当时化疗药的治疗及中医药减毒增效的效果；观察了放疗对机体的损伤和用养阴生津、益气活血法配合放疗的减毒增效效果，为后来我写《中医肿瘤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对我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观点和学术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打下了坚实的临床实践基础，也为我提出的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四大途径提供了经验。后来我在《中医肿瘤学》中提出的几个结合原则:①辨证治疗与辨病治疗相结合；②局部治疗与整体治疗相结合；③桂邪治疗与扶正治疗相结合；④近期治疗与长远期康复摄生治疗相结合。一直应用指导至今。
在这一时期中，由于病例多，病种多，能观察到从头到尾治疗的全过程，而且西医专家会诊多（长期与孙燕院士合作），所以对中西医有关肿瘤诊治的知识有全方位的提高和体验，真正使我尝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的甜头，我在301医院治疗过的病人，有些长期生存，有的延长了生存期，并有较好的生活质量。
由于这13年中所会诊的都是老一辈的革命家和首长，使我也不由得受到他们的革命意志和情操的感染。我诊治过的病人中，有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及将军以上的首长，还有国际友人，使我加深了对老一辈革命者的无产阶级感情，为人民服务的意愿更坚定了。
从1971年至今，我从事中央保健工作已数十年了，那段时期，除301医院外，也定期去北京医院高干会诊，并有幸加入医疗组。医疗组两次被周恩来总理召见，与西医专家一起汇报病人的中医治疗，亲身听到了周总理对中医的评价。
1972年的一个夏天，凌晨两点多，我们在人民大会堂被周总理接见，我就坐在总理身边不远的地方。当医疗组专家汇报了病情及治疗意见后，我汇报了中医治疗方案，总理听后说”中医讲的也很有道理嘛!”又问在座西医专家”你们懂不懂中医?”有的回答说学了一点点皮毛，扫盲了；有的说不懂。周总理立即说”很好，不懂就是不懂，不要不懂装懂。”最后由于病人年纪大，有心梗史，化疗及手术均无法胜任，最后由总理拍板”以中医药治疗为
主，不要告诉病人是胃癌，就说是胃溃殇，这样会好些。”忘翠关心他人，真是无微不至。接见到凌晨才结束，这一幢立的情景我终生难忘。
教书育人，培养接班人
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就整理了《祖国医学对肿瘤的认识和治法》作为举办肿瘤学习班的讲座材料，深受欢迎。文革时期下乡至通州，与其他二位老师承担了北京医学英组织的一个本科班学生学习中医的教学工作，历时2年，培养了一批西学中人才，其中有一些毕业后在国外从事医疗工作。70年代，我们首先在中医院校（首都医科班学中医药学院）开设中医肿瘤学课程（在外科部分），使学生初步了解肿瘤和中医诊治方法，一直坚持到现在。我曾担任北京中医医院肿瘤教研组主任及教授，对普及中医肿瘤知识作出了努力。此外在研究生培养及科内人才培养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学科和学术接班人均逐步成长。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曾于第一批全国名医带徒时，确定我为带徒老师，当时由于带有研究生，就没有承担这一任务。2003年市中医局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仍希望我带徒，这次收了2名高徒（均副主任医师）。我在带徒过程中认真负责，对学生月记及心得体会均仔细批阅，多次受到表扬，.评选优秀老师。2005年又作为北京地区四名老中医之一，被选入“十五”国家攻关课题”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研究圆满完成并已结题。
从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将中医药发扬光大，走向世界
为了将中医药发扬光大，走向世界，我在1983年以49岁高龄作为学生先后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英语系及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语大学）英语系学习英语口语二个学期，为我出国交流打下基础。
1984年受邀参加日本东洋医学会第八届学术大会，会上作《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的进展》报告；1988年10月受邀参加日本东洋医学会第十届学术大会，大会上作《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重要作用》报告，深受欢迎。
1989年8月在波多黎各参加美国第30届生药学学术年会，应邀在大会上作《中医药作为免疫调节剂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和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会后曾受邀至华盛顿特区美国NHI和NCI参观访问，并作交流讲座。此后我曾参加多届亚太地区肿瘤学术会议，在会上介绍中医药治疗肿瘤的进展。
1989年11月应邀被派至新加坡为该国中华总商会会长林荫华先生中医会诊，他患非霍奇金淋巴瘤E期，接受美国化疗方案，白细胞降至800个/立方毫米，已历→个月均元法回升，经陈共存先生推荐，急请我去中医会诊。抵达新加坡后即诊视病人，除气血双亏外，患者与一般血象低下病人不同，还有湿热表现，我即予以三仁汤加减治疗及益气养血之品，三剂中药后，白细胞上升至3000个/立方毫米，七剂中药后，血象回升达5600个/立方毫米，在中药配合下，又顺利地接受了第二个疗程化疗，达到完全缓解。这一次轰动了新加坡。同时又治疗一位肾肿瘤部分切除病人，此人是当时华文报纸总编的夫人，术后一周多，引流管出血，分泌物增多，西医要再次开刀子术，经我会诊后，试用中药汤剂（益气活血、凉血止血）加用云南白药，三天后即止血，分泌物减少，一周后拔除引流管，患者迄今仍生存良好（已17年）。这些在新加坡一炮而响，对中医药开始有了感觉。我还被推荐会见了新加坡总统黄金辉先生夫妇，作保健咨询，受到很高的礼遇。当时我国驻新加坡代办处代办和外交部驻新加坡参赞等为此次会诊行文我国外交部，提出今后应多派一些有名望的中医专家来驻在国会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名誉会长和会长把我誉为“人民的大使”。从1990年开始，我每年大约有2~3次应邀去新加坡和东南亚为当地知名人士（包括新加坡王鼎昌总统夫妇）会诊治病，先后多次赴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会诊，也被邀至美国和日本会诊，特别是在新加坡，十多年来共去数十次，亲眼看到中医药在东南亚国家日益受到重视。由于我与西医同道也能合作交流，所以当地的西医专家也对中医药有了一些体会。1997年我曾被派去香港”中医研究会诊中心”工作10个月，深受欢迎，为中医治疗肿瘤在香港撒下了种子。这些活动也为将中医药通过实践走向世界做了一些有益工作，被誉为”中西汇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疗效卓著”的中西医结合肿瘤专家，享誉海内外，被英、美《名人传记辞典》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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