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摩托日记——拉丁美洲游记》，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2年5月第一版，王绍祥译）
面向医科学生的演讲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日
几乎人人都知道，许多年前我曾是一名医生。当我最初开始学医的时候，甚至当我刚成为一名医生的时候，我脑海中绝大多数革命思想都尚未成型。
我渴望成功，人人都渴望成功。我曾梦想成为一位著名的医学研究人员。我曾梦想不知疲倦地工作，以求获得有用的价值，造福人类。但同时，这也会是个人的成功。我和大家一样，是我们这个环境的产物。
在特殊的环境下，也许还出于性格的驱使，获得医学学位以后我开始游历拉丁美洲，并对其有了切身的了解。除了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访问过其他所有的拉美国家。游历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后来成为一名医生。途中我开始亲身感受贫困、饥荒、疾病，亲眼目睹因医疗条件欠缺，儿童的疾病得不到治愈；还有因为饥饿和经年累月的刑罚，麻木的父母只把孩子的死亡当作无关紧要的意外。这样的悲剧在拉美社会饱经风霜的底层家园中频频发生。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我肩负的使命，这个使命与成为著名的研究人员或是为医药科学作出实质性贡献一样重要，那就是帮助那些贫苦人民。
但我，同在座诸位一样，仍然是环境的产物。我渴望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人。我到过许多地方，比如（民主选举的总统哈科沃·）阿本斯领导的危地马拉。我也开始做记录，告诉自己一名具有革命精神的医生应该如何指导自己的言行。我开始探索具有革命精神的医生必备的素质。
但不该来的还是来了。以下便是（一九五四年）危地马拉政变的幕后主使：联合水果公司、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中情局局长）福斯特·杜勒斯，还有（他们用以取代阿本斯的）傀儡政权的总统卡斯蒂略·阿马斯—实际上，这些人蛇鼠一窝。他们的阴谋得逞了，因为当时的危地马拉民众并没有现今古巴民众这么成熟。还记得有一天，天高气爽，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从危地马拉踏上了流放之路，或者至少可以说是逃亡之路，因为危地马拉毕竟不是我的祖国。
后来我意识到很基本的一点：要想成为一名革命阵营的医生，或者成为一名革命者，首先就需要一场革命。如果对这些阻碍进步的敌对政府和社会状况的抗击，只是单枪匹马地在拉美的几个角落里进行，那么独立的抵抗、个人的努力、崇高的理想，甚至为理想奉献终身的决心都将付诸东流。革命需要古巴现在所具备的条件：全民动员。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武器、如何在战斗中团结起来，并知道武器的价值、人民团结的价值。
接下来我们到了今天面临的问题的核心。我们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成为忠于革命的医生，用专业技术知识为革命服务，为人民解忧，这是当务之急。这下我们又回到了刚刚提出的问题：人们怎样工作才能高效地为社会谋福利呢？人们怎样协调个人努力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呢？
作为医生或是其他医疗工作者，我们必须再度回忆在革命之前，我们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我们在想什么、做什么呢？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必须抱有进行深刻批评的热情。接着我们就会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把过去一个纪元中的所思所感记录在案，我们必须培养出全新的人。如果每个人都是自己心中的那个新人的建筑师，那么培养出全新的人民(能够代表新生古巴的人民)就简单得多。
对在座诸位哈瓦那的居民来说，接受这样一个观念是有益的：在古巴，一批全新的人正在涌现。或许在首都人们还没有学会全面欣赏这些新人，但是现在，他们已经遍布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在座各位中有人在七月二十六日到过马埃斯特腊山的话，必然目击过一些触目惊心的场景……你一定看到了一些孩子，他们都有十三四岁大，却只有八九岁孩子的体型。他们是马埃斯特腊山的亲生儿子，他们是饥饿和贫穷的亲生儿子。他们是营养不良的产物。
在古巴这样一个小国家，已经有四五个电视频道、几百个广播电台，还有先进的现代科学。一天晚上，孩子们来到校园，第一次看到电灯，他们会大声地说，那晚的星星降到了地面。这些孩子，在座诸位有些也许已经见过，他们正在集体学校中，从学习认字母，到学一门手艺，再到学习作为革命者的高深学问。
这就是古巴新生的一代。他们生于僻壤，生于偏远的马埃斯特腊山区，生于合作社，生于工厂的厂房中。
上面所说的都与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必须将医生和其他医疗工作者融入革命运动中。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培养和教育儿童，教育军队，平地均田—把土地从地主手中分到农民手里。农民日复一日地挥汗劳作，却不能享有劳动果实。这些革命任务是古巴取得的最大的治疗社会的成就。
治病救人应基于塑造强健体魄的原则之上，不是像雕琢艺术品一样医治某个器官，而是通过集体的力量、特别是全社会的力量来塑造强健体魄。
医学将来会成为一门预防疾病的科学，一门将带领全体公民担负起医疗责任的科学。在我们正在创造的这个新社会中，医学只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介入，进行外科手术或是排除疑难杂症。对于医疗组织的任务来说，对于所有的革命任务来说，最根本的需要就是个人。革命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集体意志的统一，是集体积极性的统一。相反，革命是对个人能力的解放。
革命的真正任务在于引导个人能力。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把各行各业的医疗创新人才都导向治疗社会。
旧纪元即将结束，不仅古巴是这样。尽管许多人持反对意见，尽管有些人心存侥幸，但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形式—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历经苦难于斯的资本主义形式，正在世界范围内土崩瓦解。垄断格局正被打破，集体科学取得的成就日新月异。我们自豪，我们有责任牺牲自己，成为不久前开始的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先锋，成为亚非等受压迫大洲方兴未艾的解放运动的先锋。可以说，深远的社会变革要求人民的思想状态也发生深远的变化。
那些与社会环境隔绝开来的个人主义，必须在古巴得到根除。明天的个人主义将合理利用所有个人，来为社区的绝对利益服务。尽管这些道理人尽皆知，我所说的一切大家也都能明白，每个人也愿意回忆过去，面对今天，憧憬未来，但改变思维方式要求内在的改变，继而带来外在的巨大变革，主要是社会变革。
这些外在的变革在今天的古巴进展得如火如荼。了解革命的一种方式，了解人们内心积蓄的力量，了解沉睡了多年的力量的一种方式，就是走访古巴，走访建设中的合作社，走访建设中的工厂厂房。同样，了解医疗问题的一个方法，不仅限于知道这些合作社、到过这些厂房，更重要的是要深入群众，即那些在合作社和厂房中工作的人。我们要深入实地，调查他们的疾病，了解他们的苦痛，知道他们这些年来经历的贫穷，根源于几个世纪以来的压抑和屈从。医生也好，医疗工作者也好，都应该直击工作的重心。这个重心就是，他们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是社区中的一员。
无论沧海桑田，医生的工作总是重要的，总在社会生活中承担着巨大责任。因为他们需要接近病人，深刻了解病人的心理，走近痛苦，并帮助人们战胜痛苦。
几个月前，哈瓦那发生了一件事。一批学生刚毕业成为合格的医生，他们不愿到偏远的农村去，即便去了也要求额外的报酬。从过去来看，这样的事是符合逻辑的。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我能够理解。我记得过去是这样，几年前人们就抱有相同的想法。像古罗马斗兽场中反抗的勇士，他们孤独地战斗，只为了寻求优越的条件、光明的前途和社会的认同。
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家庭负担得起他们几年的学费，他们得以完成学业，准备开始步入他们的行业。但是，设想如果不是这些人，而是两三百个农民魔术般地从学校毕业走向工作岗位，那会怎样呢？
答案很简单，这些农民会立即回到农村，怀着极大的热忱，与他们的兄弟姐妹团聚。他们一定会把工作和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来证明几年的学习没有白费。过不了六七年，这一切都会发生，新的学生，即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孩子将获得各行各业的职业等级证书。
但我们不应该用宿命论的眼光看未来，而把人划分为工人的后代、农民的后代和反革命分子的后代。这样的划分过于简化，有悖事实。应该说，没有什么比活在革命中更能锻造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
我们当中第一批到达格拉玛省的人，虽然在马埃斯特腊山定居，并学着尊重工人和农民，和工人农民生活在一起—但我们中没人曾有过工人或农民的经历。自然，有些人在孩提时代也不得不参加工作，有些人也尝过节衣缩食的滋味。但是饥饿，真实的饥饿，我们中还没人亲身经历过。我们初识饥饿，也只是在马埃斯特腊山度过的漫长的两年内体验的，而且极为短暂。在那以后，许多事不言而喻……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的生命比最富有的人的所有财产还贵重百万倍。尽管我们不是工人或农民的后代，但在那里我们学到了这些。那么我们凭什么旁若无人地大喊，说我们是古巴有地位的人？凭什么说其他的古巴人连学习都不会呢？是的，古巴人会学习。实际上，革命要求他们去学习知识，要求他们清楚地知道服务他人的荣誉比高额工资更重要，知道人们的感激比一个人能够囤积的金银财宝更加永恒、更加持久。每一名医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都应该而且能够积累这样无上的财富，即人民的感激。
我们必须摒弃我们的旧观念，更亲近、更真切地走到人民群众中间。我所说的走近并不是以往意义上的走近，因为所有人都会说："不对，我是人民的朋友。我乐于和工人农民交谈。在周末，我到了这个或那个地方，看到这个或那个东西。"每个人都做过这样的事。但以前这样做的本质是施善，而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团结工农。我们走近人民的时候，不能说："我们来啦！我们是用我们的到来施舍你们，用我们的科学教化你们，指出你们的错误，证明你们没有教养，让你们知道你们缺乏基本知识。"相反，我们应该怀着一股探究的热忱，带着一种谦逊的精神，向人民—这个伟大的智慧之源学习！
我们觉察到，我们熟知的观念常出现谬误；这些谬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也就成为我们意识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不断改变观念，不仅需要改变世界观、社会观和哲学观，而且还需要适时地改变我们的医疗观。那时我们会看到，治病救人不总像在城市里的大医院那样。那时我们会看到，医生同样要务农，我们必须会种植新作物，而且通过我们的言传身教，让别人消费新食物，使古巴人的膳食结构多样化。古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小国，却有潜力成为地球上最富饶的国家！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要成为好老师，诲人不倦，而且我们还要成为政治家。我们的第一禁忌是炫耀我们的智慧，第一要务是展示我们乐于同人民一起学习，一起追求我们共同的大好梦想—建设新古巴。
我们已经采取了诸多措施，从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到现在已经发生了传统方式无法衡量的巨变。不久前人们明白，这里不仅有一个独裁者下台，还有一个旧体制宣告破产。现在人们应该知道，在垮台体系的废墟之上，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这个体系将带给人民绝对的幸福。
……我们同仇敌忾，这点我们深信不疑。我们知道，每个人在陈述他们对垄断的反对意见时，在他们字句铿锵地说出"我们的敌人，即整个拉丁美洲的敌人，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垄断政府"这句话时，他们都会瞥一眼看看是否有人在一旁窃听，担心有人在外国大使馆里发送电报给敌对国家。
如果人人都已深知这是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明确了出发点，即知道无论是谁，只要反抗那个敌人，他就与我们有共同点，那么就可以进入下一个环节。我们想在古巴取得的目标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是否希望人民幸福？我们是否为了古巴的绝对经济自由而抗争？我们是否为成为自由世界里的自由国家而抗争？我们是否为了不依附于任何国际军事联盟、不用在制定对内对外决策时咨询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使馆的意见而抗争？我们是否想重新分配财富，把有钱人的超额财产分给一无所有的人？创新是日常生活中不竭的快乐之源，我们是否想从事一些创新性的工作？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已经树立了目标……在危难关头、紧张关头、创造关头，真正重要的莫过于最强大的敌人和最宏伟的目标。如果我们都没有异议，如果我们都知道我们将何去何从，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务必开始我们的工作。
我刚才说过，要成为一名革命者，首先要有一场革命。我们现在就有一场革命。革命者必须熟识他的战友。我想我们相互之间仍然不是很了解。我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而）如果我们知道目标，知道敌人，知道前进的方向，那么唯一要做的就是划分每天的行程，并按计划执行。没有人可以规定这条路该有多长，这条路是每个人的个人之路，是他或她每天的必行之事，是他或她将从个人经历中得到的收获，是他或她实践自己的职业，为人民的福祉而付出的牺牲。
如果迈向未来已经万事俱备，就让我们借用一下何塞·马蒂一句话，这句话虽然我没有在此刻付诸实践，但我们应该经常遵循，这句话就是"行动是最雄辩的言语"。然后，让我们一起迈开大步，走向古巴的未来！
（引自《切·格瓦拉读本》（增订版），海洋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