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中国思想界中一部较早地认真考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著作。就其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考，百年之后仍然不能抹杀其具有现实意义的光辉。
《盛世危言》是一个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社会的纲领，它不讳言中国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落后于西方。提出了从政治、经济、教育、舆论、司法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在政治上不但提出了建立议会式的立宪政体，而且提出了将政治公开于传媒，由朝野各方评论，这样才可能使施政臻于完善。在经济上郑氏主张由民间组建工商业团体，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在教育上，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有新见解。在司法上他指出了中国的法律和法律的运用无不体现了黑暗与残暴，所以须得向西方学习，他说“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盛世危言》于甲午战争前夕开始初刻，1895年、1900年两次修订，共收正文111篇，另有附录和序跋72篇，内容几乎涉及建设现代国家和解决当时危难的所有问题。
《盛世危言》的版本有20多种，其中主要有光绪十九年(1893)刊本，光绪二十年的5卷本《盛世危言》，二十一年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二十六年的8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等。
郑观应(1842.7.24—1922.5),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次年进入上海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同时进入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产生兴趣。
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伙经营公正轮船公司。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宣扬西方议会制度。
1882年，郑观应出任轮船招商局帮办。1884年退隐澳门，1894年出版《盛世危言》。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力办教育。1922年病逝于上海。
《盛世危言》认为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政治制度，
矛头直指数千年来高度专制的封建皇权，《盛世危言》中说“窃谓中国之病根在于上下不通，症成关格，所以发为痿痹，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顺民情，达民隐，设议院不可。有议院落则捐苛禁，破障界，敦睦守，公黜陟；且借以收民心，筹捐款，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自疆吏以至州、县，但知仰承意旨，虽明知其冤，不敢代白。甚至藏弓烹狗，诛戮功臣，酷吏权奸，残害忠荩，数千年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若设议院，则公是公非，奸佞不得弄权，庸臣不得误国矣。”所以针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他提出建立君主立宪的代议制民主政体。郑氏指出“泰西各国咸设议院，每有举措，询谋佥国：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朝野上下，同德同心，”“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盛世危言》不但主张官员应象西方国家一样知识化和专业化，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而且对于中国数千年自上而下，以当权者好恶为准的的任用官吏的方法，提出了根本上的改革，这就是民主选举议员。他说“夫国之盛衰系乎人才，人才之贤否视乎选举。议院为国人所设，议员即为国人所举。举自一人贤否或有阿私；举自众人，贤否难逃公论”。针对当时一些守旧人士以国情不同，不能建立代议制政体时，他都以坚定的态度进行了反驳。他说“或谓：‘议政院宜西不宜中，宜古不宜今。’此不识大局，未深知中外利病者之言耳。”针对一些人以国民教育程度低，不宜立即建立代议制政体的说法，他指出在国家急需政治改革的时候，社会不能等待办好学校培养出高素质的国民后，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应该政治体制改革和大办教育同时并举。他说：“尝闻事有经权，兵有奇正。先议广开学校，十余年有人材，而后立议院者，谓之经，即兵出于正。先设议院，并开学校，庶官绅知议绅（代议士）之贵，勇于维新，急于扶持国势者，谓之权，即兵出于奇。今时急矣！而苦于势力不足，不能不用奇兵以致胜。若知正而不知奇，守经而不达权，何异因噎废食乎？”
《盛世危言》不但批判了专制政体，而批判了专制者的愚民政策，《盛世危言》非常重视新闻自由，认为新闻媒体是人民表达意见的最重要的场所，同时也是人民终身受教育的地方，他认为不让人民办报议政，国家的政治就不可能有弊即除，《盛世危言》中说：“古之时，谤有木（谤木就是相传古代时立在宫殿前或交插路口上的木牌，人民对朝政有何批评书之于上，后来演变成宫殿门外的华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之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明诋其非，暗袭其利，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君，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壅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盛世危言》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他的“商战”论。努力追寻“商战”近代意义并反复加以论释者，则由郑观应肇始，他把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并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该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郑观应是甲午战争(1894)前后风靡一时的“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
在《盛世危言》里，“商战”系对应于“兵战”而言。兵战，指军事冲突。商战则指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盛世危言》中提出的“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说的是学习西方，仅仅热衷于购铁舰、建炮台、造枪械、制水雷、设海军、操陆阵，讲求战事不遗余力，远不如象西方各国那样倾其全力振兴商务。为进行“商战”就必须破除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的成见：“中国以农立国，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本也；商之利，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小民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聘问往来，皆为通商而设。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据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
进行“商战”，就是从传统的农耕经济转变到现代工业经济，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转变到现代市场经济。《盛世危言·商战》中指出：“商务之盛衰，不仅关物产之多寡，尤必视工艺之巧拙。有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借楚材以为晋用，去所恶而投其所好，则可以彼国物产仍渔利彼。若有商而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己。即今力图改计，切勿薄视商工。”
在《盛世危言》里，郑观应强调指出：“西人以商为战，士、农、工为商助也；公使为商遣也，领事为商立也；兵船为商置也。……我中国宜标本兼治。若遗其本而图其末，貌其形而不攻其心，学业不兴，才智不出，将见商败，而士、农、工俱败，其孰能力与争衡于富强之世耶？
《盛世危言》在《商务》篇中指出：“商以贸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坐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商战，必须根本改变传统的贱商观念和士农工商等级结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家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为此，郑观应特别抨击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固守传统观念，己成为工商业发展即进行“商战”的重大障碍：“中国不乏聪明材智之士，惜士大夫积习太深，不肯讲习技艺，深求格致，总以工商为谋利之事，初不屑与之为伍。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惟利是图者，必借端而胺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虽欲商务之兴，安可得哉？
商战，尤需要造就一大批现代商务人才，即现代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他们都能按照世界范围内行之有效的规则不断推进工商业的发展。《盛世危言》五卷本《商务》篇中指出：中国自通商以来，未受通商之益，反受通商之害，原因就在“讲求商务之无人耳”：“推原其故，上在官司而下在商。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赢细也，为秦人视越人之肥膺，私真虽充，利源己塞。此弊之在上者也。至于商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全大局者寡；此疆彼界，珍域己分，厚己薄人，伎求无定，心不齐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本亏，集公司而公司倒。此弊之在下者也。”郑观应的观察是如此深刻，以致在一个世纪之后，他所揭示的这种在上之弊与在下之弊还随处可见。为改变这一状况，全面提高工商业者及相关行政管理者一的素质，郑观应要求在中央于六部之外特设商部，分设商务局于各省水陆通蔺，由素有声望的绅商为局董，支撑和保护工商业者发展实业，“必使中国所需于外洋者，皆能自制；外国所需于中国者，皆可运售”。同时，“必于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篇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而后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诈者可信，贫者可富，废者可兴。”同时，于各府、州、县设之商务公所，由工商业者自行选举商董，“毋恃官势，毋杂绅权”，由他们自己研究谋画，决定兴废，以使“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这里，当然不乏理想主义，未免太乐观了一点，但是，要发展现代工商业，就必须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素质的企业家与行政管理者，必须建立近代企业制度，按照确定的通行规则行事，这一清醒的意识进一步说明，在郑观应这里，“商战”有着非常明确的近代意识。
郑观应《盛世危言》尖锐地抨击长期以来，
中国“学校之制度，人各延师以课其子弟。穷民之无力者荒嬉颓废，目不识丁，竟惘知天地古今为何物，而蔑伦悖理之事，因之层出不穷。此皆学校不讲之故也。”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他更一再加以批评，指出：“中国文士专尚制艺，即本国之风L、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此者得第，不工此者即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为适应科举而学习，“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贴之专工，汩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于无用之地。”怎样改变这一状况？郑观应《盛世危言》认为，首先应当广建学校，“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厂之大本也。”要象德国那样，“学之大小，各有次第”：首先解决普及义务初等教育问题：“乡塾散置民国，为贫家子弟而设，由地方官集资经理。无论贵贱男女，自五岁后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罪其父母。”然后，通过通商院、实学院、技艺院深造，杰出者再入太学院学习。
郑观应《盛世危言》指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十人也。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为此，他建议：“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日本设文部大臣，并分司责任。聘中外专门名家，选译各国有用之书，编定蒙学普通专门课本，颁行各省。并通伤吏督同地方绅商就地筹款，及慨捐矩款，相助者报部奖励。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一体认真，由浅入深，不容躐等。”
广设学校，
更要全面改变教学内容，以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和人们的既有观念。他在《西学》一文中痛斥一此“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实是误国误民。他介绍西学分天、地、人三类。所谓天学，“以天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凡此，皆是有益于国计民生之学。郑观应还指出：“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应用性强的各种学问，都以基础性的学问为根基。西学还有一个根本性特点，这就是“皆实征诸事，非虚测其理”。凡此，郑观应认为，都值得中国师法。“西法各种，西人藉以富强，已收实效，皆有程式。我步趋其后，较易见功。由西文译作中文，以西学化为中学，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领顽。”为改变人们陈陈相因的习惯性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除发展学校教育外，还需大力发展社会教育。郑观应指出：“大抵泰西各国教育人才之道计一有三事：曰学校，日新闻报馆，曰书籍馆。”兴办各种报章杂志，出版各种图书，建立一大批报社和图书馆，便成为进行社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盛世危言》中有《日报》篇，专论厂设日报在“通民隐，达民情”中无可替代的作用，主张各省创办臼报，以使“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同时，通过报纸，使诸者不逾户庭而周知天下事；有《藏书》篇，专论各省应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即图书馆，“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
1986年，朱光甫发表的《郑观应哲学思想简论》，指出《《盛世危言》自序》等篇，是郑观应哲学思想的代表作。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吸收，从事借用中国某些传统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哲学尝试，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为中国哲学史增添新内容。在本体论方面，郑观应首先提出带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道”范畴，并把“道”归结为物质性实体，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同时他又把伦理道德规范的“中”作了非科学的抽象，并把这个抽象化了的“中”也规定为“道”的内涵，因而其哲学变革还深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
在认识论方面，《盛世危言》对中国传统的名实关系、知行关系等理论，赋予了西学的内容，主张学以致用，行而后知。在发展观方面，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常与变等问题。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在常与变问题上，郑观应提出“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命题，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意义，但是，郑观应最终还是肯定了“器可变，道不变”，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总之，郑观应的发展观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而又歪曲突变的渐变论。这是资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而又妥协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哲学在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中，包含有联系、发展的思想特点。作者认为，就哲学史而论，郑观应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圆圈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产生直接的影响。
1992年，方志钦发表的《郑观应《道器》平议》，则认为郑观应以《道器》作为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一书的首篇，实为点缀门面以防御顽固分子攻击之作；《道器》篇虽然反映了郑观应世界观中保守的一面，但与其诸种改革主张并无直接联系。作者指出郑观应不是卫道者而是改革者，郑观应主张国家富强之本，在开议院，中国应仿效英、德两国议院之制，实行君主立宪，其余各种兴革都不过是末。作者认为不应把郑观应的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混为一谈，指出郑观应的世界观非常复杂，并从思想来源、哲理、践履等方面分析造成郑氏世界观与社会政治观自相矛盾的原因。作者强调郑观应服膺“道不可变，器可变”的传统观点，写了区区一篇《道器》，不过重复前人学说，并无创造发明，实为表达之作而已，对《盛世危言》全书主旨无实质性影响。不管郑观应认为书中提供变的是“道”还是“器”，总之是希望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这才是变的实质。
《盛世危言》一书直接启迪了在中国后来历史发展中领导时代潮流的三位伟人：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两次提到《盛世危言》给予他的影响：“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蔡元培评价该书说：“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蔡元培年谱》）。《盛世危言》刊行后，有人把它进呈光绪。光绪命总署印2000部分发各省有司。据说此书共刻印了10多万册，在社会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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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危言
作者：(清)郑观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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