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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纸寄自佛山的请柬，摆在了我的案头：伯母的儿子从台湾回来探亲，席设佛山宾馆，请我前去欢聚。
    凝望着大红色的请柬，我陷入了沉思，那些已然渐渐逝去的往事又一起涌上了心头。
    我们家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族: 老祖宗是清朝乾隆年间的进士，家族中长房的大门口，就矗立着两根刻有乾隆皇帝钦赐字样的石柱和一对石狮子，小时候我们常爬上石狮子玩要。我家和伯母家属大家族“福”、“禄”、“寿”三大房的老二。在过去的岁月里，虽然出身不好、麻烦不少，但真正给我们带来灾难的，却是这位在台湾的堂兄。
    记得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如火如荼时期。我们家乡地处赣南、毗邻广东，小小的山城历经封建王朝、抗日解放，从未经历过战争，但这次却也硝烟十足:天天看到的都是红卫兵游行示威、批斗“四类份子”的场面；听到的尽是某某家被抄家造反、某某人“畏罪自杀”的传闻。我们家门口的石狮子早在文化大革命伊始，就被红卫兵“破四旧”拉走扔到河里了，留下撼不动的两根石柱也被涂上了红油漆。
    我们和伯母家都住在祖屋，两家同一个大院。我们和伯母两家整整差了一代人:我家大姐和伯母最小的孙子同年，所以，我们姐妹从小都把伯母当作慈祥的奶奶。那时，伯母带着在读中学的小孙子住在上厅，我们家住下厅，彼此互相照应: 伯母家有什么要帮忙的，就找我们；我们有什么争执，都找伯母调解。几十年来，就象一家人一样。
    伯母有两个儿子，弟兄俩是阶级敌人: 老大是共产党，随大军南下，解放广东后留在广东当了县长，和我们相距千里，一年到头，极少回家，难得一见；老二是国民党，直属蒋经国的青年军，解放前夕过了台湾，一去音讯全无，我从未见过。伯母也从不提起这个儿子:只当他已经死了。
    但红卫兵却没有忘记这位仁兄。这天，伯母的小孙子被押去剃了“阴阳头”、还带回来了“勒令”: 明天红卫兵要来造反、抄家。
    两家人一阵忙乱。我们赶紧自己先“抄”一遍: 雕梁画栋、花瓶古董都砸了；古书字画都烧了，唯恐留下“封、资、修的罪证”。
    睡到半夜，我被叫醒: 伯母有两包首饰，要扔掉。这要被红卫兵抄出来可不得了!大人目标大，我是最隹人选。
    我拿上首饰，从院子的后门溜出来，稍稍地到了山脚下的池塘边。借着星光，我打开一看，都是些金银首饰、翡翠玉器，我那时人小，也不识货，只知道这些是祸根，要尽快扔掉，但其中有个玉石蛋，晶莹玉透，我实在舍不得扔掉，私下里藏了起来，其他的都扔下了池塘。
    第二天，我父母一大早就去“劳动改造”了，家里只有伯母和我们几个小孩。红卫兵来了，我们也不敢出去，只听得上厅一阵混乱:砸东西声、红卫兵的训斥声夹杂着伯母的哭泣声。好不容易红卫兵走了，我和弟妹跑到上厅，只见大厅内乱七八糟，伯母昏倒在地上。我们七手八脚，掐人中、喂开水，将伯母救醒。伯母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哪，我的好儿子!”
　　接连几天，父母都通宵陪着伯母：生怕生性要强的伯母会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
    后来，年过花甲的伯母被逐去农村“改造”。伯母要走的头天夜里，一碗瘦肉汤是我家能拿出的最好食物，权当为伯母饯行，伯母一口泪、一口汤，咛嘱我们几个要听话。忘不了那天细雨蒙蒙，亲友们都不敢来送行，只有我们几兄妹流着泪将伯母送上一辆破旧的拖拉机，眼看着拖拉机将伯母带走了。
　　再后来，伯母举家南迁广东，几经漂泊，定居佛山。我则南征北战、忙于读书：大学、研究生，和伯母的联系也少了。
    两岸通信后，家族中许多去台湾的亲戚纷纷回家乡探亲，伯母的小儿子也托人捎话：人还活着，只是目前不便写信、也不便回来。有什么不便? 来人告诉我们，台湾有规定，公职人员不得赴大陆探亲。他官居少将，自然不便。
　　现在，他终于回来了。我想，应该让他知道一点往事，于是，我拿上请柬，带上那只玉石蛋，去佛山赴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