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何娟

　　《第一财经日报》：国家发改委的22次药品降价后，诸多企业称即将面临倒闭，并且呼吁说，药企的大部分利润是流入了医院，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曹荣桂：对于药品加成问题，已经使得医院被妖魔化了。其实医、药是分不开的，政府规定药品收入加成补贴医院，在当时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原因，解决这个问题是政府的责任。

　　医院多年来一直为此机制所带来的弊端背黑锅，不为外界所理解。药价贵，存在流通领域、国家定价等很多方面问题，很多人只责怪医院并不合理。

　　《第一财经日报》：但是医药代表用来打通医院的钱，最后也是需要并入药企成本的，相当于医生拥有定价权。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曹荣桂：医药代表打通医院，是医药代表个人行为。医药代表有这个“权力”就说明，企业利润还是有空间的，这些利润能够长时间支持他在中间有不正当的行为，关键要规范医药代表的行为。

　　医药贵的问题，很复杂，世界各国都如此。技术进步，新技术应用，第一用在国防工业，第二就是医药工业，医药品种不断出现，用到临床自然就会贵。

　　《第一财经日报》：那从卫生部门来看，如果要解决“以药养医”的机制问题，有什么突破口？

　　曹荣桂：卫生部之前也在管理上采取过很多措施，分开核算，分开管理，节约上缴，合理返还，卫生部门下了很多工夫，也讨论过“零加成”方案，一直没有停止过探索。

　　关键在于政府要体现公益性，加大投入。医药不是一个部门的事，要多个部门一起负责。

　　我认为，在财政收入比较富裕的发达地区，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加大对社区医院的财政投入，来逐步解决“以药养医”的机制问题。

　　中国东西部差距大，不可能全部靠中央财政收入来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