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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广东非典型肺炎引发恐慌原因分析(金羊网)
新快报讯(记者肖萍)由于至今尚未找到病原体，时下发生的非典型肺炎显得有些神秘。记者昨天从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悉，有关部门正对病例样本进行检测，一旦有了结果会立即向社会公布。
日前有消息称，由于暂时没找到非典型肺炎病原体，广东将把样本送往瑞士进行病原体培养、分离及检测。记者昨天向省疾控中心求证时获悉，目前有关检测工作由省疾控中心属下的省流行病研究所和省微生物检验所承担，广东的检测手段高于瑞士，根本不需要送到瑞士检测。此前国家卫生部有关专家曾对部分样本进行过相关检测。
据介绍，病原体的培养、分离及检测是一项费时费功费钱的工作，尤其对于此次广东发生的非典型肺炎来说，每一个患者的发病都可能由不同的病原体引起，发现一种病原体，并不能揭示所有患者的发病原因。对于广东发生的305个非典型肺炎病例，有关工作人员已尽可能采集了样本，并送省疾控中心检测，这个工作量相当大。省疾控中心坦承，最终能否找到病原体，目前还不能肯定，估计机率只有50%，这与美国发生非典型肺炎后找到病原体的机率相近。
不过，省疾控中心有关人士表示，能否找到病原体对于治疗这一疾病来说意义并不大。他打了个比方：医院和患者都不会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去检测每一个流感患者究竟是由何种病原体感染致病的，但这并不妨碍流感患者的治愈。
公众为何如此脆弱？
疫情的发生及没有迅速公布，使公众产生了恐慌心理，恐慌心理又导致非理性抢购米、油的行为，公众的心理为何如此脆弱？
“报喜不报忧”削弱危机承受力
吴文虎：我们的传媒长期以来“报喜不报忧”，使人们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与对危机的心理承受力。有关部门应该认清身负的社会责任，允许下级部门报忧，“报喜不报忧”的思想是相当落后的。
公众缺乏信任感
蔡立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长期以来，有些部门在处理各种公众事务时没有“公众至上”的服务理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都是配给制，政府可以不理会公众的需求。但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行为应该根据公众需求调节行为导向，应该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但我们的政府职能目前还未完全转变，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为时已久，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社会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缺乏安全感，只能依个人意志去行动，维护自身利益。
社会环境令人缺乏安全感
一位表示不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很多国家或地区，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政府服务公众的意识较强，一旦出现什么灾难，人们相信政府有能力帮助大家度过难关。但中国目前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公务员素质参差不齐，人们更主张有什么事都自食其力。在谈论此事时说，这使得一旦灾难性谣言传出，人们更容易“宁可信其有”，以求自保。
抢购是释放内心危机感的一种方式
艾晓明(中山大学教授)当谣言四处传播，到处都出现抢购热潮时，会增加人心中的危机感——也许很多人也知道这样做不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买回了足够的米、盐时，可以一定程度上释放心中的这种危机感——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会感到心里踏实一些。
政府缺乏应急制度与经验蔡立辉：我们的政府目前对紧急事务缺乏指导与规范，导致公众只能依个人意志行事。美国发生“9·11”事件时我正好在美国留学，当时的美国政府对“炭疽病”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如在海关严格检查；采用先进技术对邮件进行处理；向社会公众宣传、解释和说明情况，我所在的学校校长就给每个学生发送E-MAIL；政府还给人民发放抗生素、手套与口罩。显示了很好的服务公众精神与对紧急事件的应对能力。美国人照常上班，也没有引起恐慌。但从这次事件来看，政府对紧急事务的应对能力显然是有欠缺的。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政府部门对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反应不够快。每次大谣言传出，政府部门都是过了好几天之后、等恶果已经酿就时才出面辟谣，广东的情况也不例外。
疫情消息及抢购行为何以能快速蔓延？广州发生疫情的消息在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大众媒体上披露以前，广东各地、福建、广西、海南等省已传得沸沸扬扬，抢购行为也快速蔓延，这是为什么？
防民之口是防不住的
吴文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突发性的重大事件往往首先是通过人际传播进行的，即口耳相传而不是报纸、电视这些大众传播媒体，比如说当年毛泽东去逝、林彪事件。而且传播速度比大众传播快。加上现代科技的应用，如手机、网络等，又加强了传播速度与范围，如2月10日晚，广州就因为人们竞相用手机传递疫情信息而造成网络瘫痪。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闻媒体后来才发布了疫情消息，这次的传播途径是从控制最松的地方开始的。过去我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是信息时代，防是防不住的。
抢购蔓延正因真相不明
吴文虎：生命健康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存权，人民对此应有知情权。但广东省卫生厅虽已在1月21日作了疫情报告，却未及时向公众公布。后来虽然出来说话了，但选择公布信息时机没有处理好。
同时，本身具有对环境监测负有“预警功能”的新闻媒体也没有尽早向受众公开与传递疫情信息。这次事件发生得很早，我们注意到只有《新快报》在1月5日率先披露了河源方面的消息。后来发生抢购药品与醋的行为，新闻媒体也没有及时报道，当然这方面的责任不全在媒体自身。人民群众在没有人出来说话、解释时，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信息，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结果使各种传言越传越多，越传越广，并产生了一系列连锁性的抢购行为，也使抢购行为迅速蔓延。
赵细康(广东社科院社会与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市民的信息源其实还非常多——比如亲友间相互转告、手机短信、道听途说等，但由于说法太多、信息严重不对称，政府部门又没有及时作出客观的解释，大家不知道该信谁，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只能跟风抢购。政府部门应急机制不足、反应不够快、不能更早让人们了解真相是造成谣言四处扩散并造成骚乱的主因。
不能把传言都斥为谣言
吴文虎：谣言与传言不一样：谣言是虚假的，不符合真相的；传言则是有真有假的。尽管政府后来公布了情况，但没有对谣言与传言加以区分，一些报纸甚至一口咬定疫情消息是谣言，其实这是确有其事的，不是谣言。公众没有得到准确真实的信息，得不到正确权威的解释，虽然政府出来说话了，但没有平息公众的恐慌心理，并危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及报纸的公信力，导致进一步的非理性抢购行为。
邱海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传言”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播的陈述或观念，是不断重复的沟通方式，因此是一种集体行为。心理学家认为，传言的传播方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人们心目中传言的事件是重要的；二是人们关注的重要事件得不偿失信息不明确。人们对事件越重视，信息越不明确，传言的流量越大，影响越广。这次非典型肺炎的传言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首先是因为传言中的病症对关系到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威胁肯定异常担忧和关注。其次是因为正式渠道的消息发布不及时，一般人又缺乏医疗和药物知识，事件的不明确程度很高，自然会造成传言广泛，令人们在从重心理下采取盲目行动，影响大当然就是在所难免了。
不管是否传染病都应告知市民
吴文虎：从传播学角度看，政府是信息源，应该满足公众对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知情权的需要，及时、真实提供信息，应该以知情权为标准，而不是以是否符合传染病为标准来公开信息。另一方面，政府是新闻传播的管理者，应该引导、调控新闻媒体对事实加以解释，支持传媒发挥其功能，而不是压制。
作为新闻媒体，应该发挥其环境监测功能和社会整合、解释的功能，负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传播学关于“议程设置”功能的理论认为，传媒所关注的问题应与公众关注的问题高度一致，而且应由公众议题决定传媒议题，如果公众关注的问题传媒不关注，就会失去公信力，没有尽到其社会责任。这次事件《新快报》表现得最好，最早披露，尽到了它的社会责任。
封锁消息只会加速谣言蔓延
艾晓明：这里有两方面，一是媒体本身的责任感问题——作为大众传媒，你有责任不断地寻求事实真相并公之于众。但当谣言传出后大家在媒体上看不到足够的信息，有的媒体还发布假消息——前两天某电视台曾报道说“已经没有一例新病例”，但事实上，就在当天，我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她仍然在为此忙碌；
二是政府部门不能对媒体封锁消息——在现代社会，通过封锁消息的办法怎么可能解决问题呢？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这么多，封锁消息只会令谣言蔓延得更快。”
新快报讯(记者肖萍)由于至今尚未找到病原体，时下发生的非典型肺炎显得有些神秘。记者昨天从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悉，有关部门正对病例样本进行检测，一旦有了结果会立即向社会公布。
日前有消息称，由于暂时没找到非典型肺炎病原体，广东将把样本送往瑞士进行病原体培养、分离及检测。记者昨天向省疾控中心求证时获悉，目前有关检测工作由省疾控中心属下的省流行病研究所和省微生物检验所承担，广东的检测手段高于瑞士，根本不需要送到瑞士检测。此前国家卫生部有关专家曾对部分样本进行过相关检测。
据介绍，病原体的培养、分离及检测是一项费时费功费钱的工作，尤其对于此次广东发生的非典型肺炎来说，每一个患者的发病都可能由不同的病原体引起，发现一种病原体，并不能揭示所有患者的发病原因。对于广东发生的305个非典型肺炎病例，有关工作人员已尽可能采集了样本，并送省疾控中心检测，这个工作量相当大。省疾控中心坦承，最终能否找到病原体，目前还不能肯定，估计机率只有50%，这与美国发生非典型肺炎后找到病原体的机率相近。
不过，省疾控中心有关人士表示，能否找到病原体对于治疗这一疾病来说意义并不大。他打了个比方：医院和患者都不会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去检测每一个流感患者究竟是由何种病原体感染致病的，但这并不妨碍流感患者的治愈。
公众为何如此脆弱？
疫情的发生及没有迅速公布，使公众产生了恐慌心理，恐慌心理又导致非理性抢购米、油的行为，公众的心理为何如此脆弱？
“报喜不报忧”削弱危机承受力
吴文虎：我们的传媒长期以来“报喜不报忧”，使人们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与对危机的心理承受力。有关部门应该认清身负的社会责任，允许下级部门报忧，“报喜不报忧”的思想是相当落后的。
公众缺乏信任感
蔡立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教授)：长期以来，有些部门在处理各种公众事务时没有“公众至上”的服务理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都是配给制，政府可以不理会公众的需求。但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行为应该根据公众需求调节行为导向，应该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但我们的政府职能目前还未完全转变，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为时已久，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社会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缺乏安全感，只能依个人意志去行动，维护自身利益。
社会环境令人缺乏安全感
一位表示不便透露姓名的专家：在很多国家或地区，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政府服务公众的意识较强，一旦出现什么灾难，人们相信政府有能力帮助大家度过难关。但中国目前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公务员素质参差不齐，人们更主张有什么事都自食其力。在谈论此事时说，这使得一旦灾难性谣言传出，人们更容易“宁可信其有”，以求自保。
抢购是释放内心危机感的一种方式
艾晓明(中山大学教授)当谣言四处传播，到处都出现抢购热潮时，会增加人心中的危机感——也许很多人也知道这样做不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买回了足够的米、盐时，可以一定程度上释放心中的这种危机感——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会感到心里踏实一些。
政府缺乏应急制度与经验蔡立辉：我们的政府目前对紧急事务缺乏指导与规范，导致公众只能依个人意志行事。美国发生“9·11”事件时我正好在美国留学，当时的美国政府对“炭疽病”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如在海关严格检查；采用先进技术对邮件进行处理；向社会公众宣传、解释和说明情况，我所在的学校校长就给每个学生发送E-MAIL；政府还给人民发放抗生素、手套与口罩。显示了很好的服务公众精神与对紧急事件的应对能力。美国人照常上班，也没有引起恐慌。但从这次事件来看，政府对紧急事务的应对能力显然是有欠缺的。
周孝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政府部门对重大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反应不够快。每次大谣言传出，政府部门都是过了好几天之后、等恶果已经酿就时才出面辟谣，广东的情况也不例外。
疫情消息及抢购行为何以能快速蔓延？广州发生疫情的消息在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大众媒体上披露以前，广东各地、福建、广西、海南等省已传得沸沸扬扬，抢购行为也快速蔓延，这是为什么？
防民之口是防不住的
吴文虎(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突发性的重大事件往往首先是通过人际传播进行的，即口耳相传而不是报纸、电视这些大众传播媒体，比如说当年毛泽东去逝、林彪事件。而且传播速度比大众传播快。加上现代科技的应用，如手机、网络等，又加强了传播速度与范围，如2月10日晚，广州就因为人们竞相用手机传递疫情信息而造成网络瘫痪。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闻媒体后来才发布了疫情消息，这次的传播途径是从控制最松的地方开始的。过去我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现在是信息时代，防是防不住的。
抢购蔓延正因真相不明
吴文虎：生命健康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存权，人民对此应有知情权。但广东省卫生厅虽已在1月21日作了疫情报告，却未及时向公众公布。后来虽然出来说话了，但选择公布信息时机没有处理好。
同时，本身具有对环境监测负有“预警功能”的新闻媒体也没有尽早向受众公开与传递疫情信息。这次事件发生得很早，我们注意到只有《新快报》在1月5日率先披露了河源方面的消息。后来发生抢购药品与醋的行为，新闻媒体也没有及时报道，当然这方面的责任不全在媒体自身。人民群众在没有人出来说话、解释时，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信息，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结果使各种传言越传越多，越传越广，并产生了一系列连锁性的抢购行为，也使抢购行为迅速蔓延。
赵细康(广东社科院社会与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市民的信息源其实还非常多——比如亲友间相互转告、手机短信、道听途说等，但由于说法太多、信息严重不对称，政府部门又没有及时作出客观的解释，大家不知道该信谁，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只能跟风抢购。政府部门应急机制不足、反应不够快、不能更早让人们了解真相是造成谣言四处扩散并造成骚乱的主因。
不能把传言都斥为谣言
吴文虎：谣言与传言不一样：谣言是虚假的，不符合真相的；传言则是有真有假的。尽管政府后来公布了情况，但没有对谣言与传言加以区分，一些报纸甚至一口咬定疫情消息是谣言，其实这是确有其事的，不是谣言。公众没有得到准确真实的信息，得不到正确权威的解释，虽然政府出来说话了，但没有平息公众的恐慌心理，并危及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及报纸的公信力，导致进一步的非理性抢购行为。
邱海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传言”就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播的陈述或观念，是不断重复的沟通方式，因此是一种集体行为。心理学家认为，传言的传播方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人们心目中传言的事件是重要的；二是人们关注的重要事件得不偿失信息不明确。人们对事件越重视，信息越不明确，传言的流量越大，影响越广。这次非典型肺炎的传言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首先是因为传言中的病症对关系到人们的健康甚至生命，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威胁肯定异常担忧和关注。其次是因为正式渠道的消息发布不及时，一般人又缺乏医疗和药物知识，事件的不明确程度很高，自然会造成传言广泛，令人们在从重心理下采取盲目行动，影响大当然就是在所难免了。
不管是否传染病都应告知市民
吴文虎：从传播学角度看，政府是信息源，应该满足公众对危及自身生命安全知情权的需要，及时、真实提供信息，应该以知情权为标准，而不是以是否符合传染病为标准来公开信息。另一方面，政府是新闻传播的管理者，应该引导、调控新闻媒体对事实加以解释，支持传媒发挥其功能，而不是压制。
作为新闻媒体，应该发挥其环境监测功能和社会整合、解释的功能，负起其应有的社会责任。传播学关于“议程设置”功能的理论认为，传媒所关注的问题应与公众关注的问题高度一致，而且应由公众议题决定传媒议题，如果公众关注的问题传媒不关注，就会失去公信力，没有尽到其社会责任。这次事件《新快报》表现得最好，最早披露，尽到了它的社会责任。
封锁消息只会加速谣言蔓延
艾晓明：这里有两方面，一是媒体本身的责任感问题——作为大众传媒，你有责任不断地寻求事实真相并公之于众。但当谣言传出后大家在媒体上看不到足够的信息，有的媒体还发布假消息——前两天某电视台曾报道说“已经没有一例新病例”，但事实上，就在当天，我一个当医生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她仍然在为此忙碌；
二是政府部门不能对媒体封锁消息——在现代社会，通过封锁消息的办法怎么可能解决问题呢？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这么多，封锁消息只会令谣言蔓延得更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