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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一笔可以算清的“糊涂账”
《江南时报》
对患者和医院来说，医疗纠纷原本是一笔很难算得清楚的糊涂账，由此引发的医患之间暴力事件也屡屡见诸报端，有些甚至酿成了轰动全国的血案（例如重庆三院爆炸案、湖北主任医师被杀案）。但近来出台的一系列规定，却令原本算不清楚的这笔糊涂账有了正本清源的可能。
首先是在医疗纠纷的鉴定阶段。最近有关部门针对医疗事故鉴定过程的“暗箱操作”出台了一条规定：在医疗事故鉴定中，法医可以全程介入。并且鉴定结果可以作为庭审证据。这条规定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是，医疗事故鉴定不再由医院和卫生管理部门组成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一手包办”，对于医院来说，也就不再有“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可能。
其次是在医疗纠纷的庭审阶段。最近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在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也就是说，在医疗纠纷中，不再由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来举证证明医院的过错，而是由医院收集证据来证明自身的清白。假如医院不能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身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所受的伤害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医院就将败诉。
还有一系列针对医患纠纷的规定于近期相继出台：患者有权复印自己的病历、处方单，患者有权在自己每天的用药单上签字同意……表面上看来，以上这些新规定都是冲着医院来的，但细究之下，却感觉并非如此。
我们知道，导致医患纠纷激化的原因往往有以下几点：医疗事故鉴定的不透明导致患者及其家属的不信任，举证的难度导致患者及其家属对法庭诉讼的望而却步，当然，也不排除有些生性多疑的患者走极端，激化矛盾。但前面提到的两点目前仍是医患纠纷激化最常见的原因。刚刚出台的这一系列规定，正是从源头上解开了医患纠纷激化的死结，这个死结是从医院和法律两方面解开的。
首先是医院，以往的实践告诉我们，某些涉及既得利益的改革，借助外力往往比靠内部自觉性来的更有效、更彻底。有了严谨的外部监督，医院借助外力规范内部运作，在患者中树立良好口碑也就成了可能。这些可预见的益处与借助“暗箱操作”偶尔逃避一些医疗责任相比，无疑有着更为深远的积极意义。更现实一点来说，将医患纠纷完全置于有效的法律调整范围之内，医院不仅可以避免陷入被某些别有居心的患者讹诈的“泥沼”之中，而且能有效地避免患者极端行为的发生，保护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一句话，规定同时也给了医院一副有效的“盾牌”。
我们再看法律，新规定的出台固然是患者的福音，但对法律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维护也未尝不是一件大有裨益的好事。
新规定的出台在法律层面上的积极意义至少有这几点：这些明显带着人文关怀的规定，令我们的法律条文得以进一步细化，也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这些规定的出台同时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希望：随着条文的细化和可操作性的增强，法律全面介入社会生活也有了更大的空间。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新规定的出台重新树立了患者对法律的信心和尊敬，让患者重新看到了通过法律途径讨说法的希望，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得以进一步提升和巩固。对患者来说、对医院来说、对我们建立法制社会的美好愿望来说，这才是更大的福音。
《江南时报》
对患者和医院来说，医疗纠纷原本是一笔很难算得清楚的糊涂账，由此引发的医患之间暴力事件也屡屡见诸报端，有些甚至酿成了轰动全国的血案（例如重庆三院爆炸案、湖北主任医师被杀案）。但近来出台的一系列规定，却令原本算不清楚的这笔糊涂账有了正本清源的可能。
首先是在医疗纠纷的鉴定阶段。最近有关部门针对医疗事故鉴定过程的“暗箱操作”出台了一条规定：在医疗事故鉴定中，法医可以全程介入。并且鉴定结果可以作为庭审证据。这条规定另外一个层面的意义是，医疗事故鉴定不再由医院和卫生管理部门组成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一手包办”，对于医院来说，也就不再有“既当裁判又当球员”的可能。
其次是在医疗纠纷的庭审阶段。最近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在医疗纠纷民事诉讼中将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也就是说，在医疗纠纷中，不再由明显处于弱势地位的患者来举证证明医院的过错，而是由医院收集证据来证明自身的清白。假如医院不能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自身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所受的伤害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医院就将败诉。
还有一系列针对医患纠纷的规定于近期相继出台：患者有权复印自己的病历、处方单，患者有权在自己每天的用药单上签字同意……表面上看来，以上这些新规定都是冲着医院来的，但细究之下，却感觉并非如此。
我们知道，导致医患纠纷激化的原因往往有以下几点：医疗事故鉴定的不透明导致患者及其家属的不信任，举证的难度导致患者及其家属对法庭诉讼的望而却步，当然，也不排除有些生性多疑的患者走极端，激化矛盾。但前面提到的两点目前仍是医患纠纷激化最常见的原因。刚刚出台的这一系列规定，正是从源头上解开了医患纠纷激化的死结，这个死结是从医院和法律两方面解开的。
首先是医院，以往的实践告诉我们，某些涉及既得利益的改革，借助外力往往比靠内部自觉性来的更有效、更彻底。有了严谨的外部监督，医院借助外力规范内部运作，在患者中树立良好口碑也就成了可能。这些可预见的益处与借助“暗箱操作”偶尔逃避一些医疗责任相比，无疑有着更为深远的积极意义。更现实一点来说，将医患纠纷完全置于有效的法律调整范围之内，医院不仅可以避免陷入被某些别有居心的患者讹诈的“泥沼”之中，而且能有效地避免患者极端行为的发生，保护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一句话，规定同时也给了医院一副有效的“盾牌”。
我们再看法律，新规定的出台固然是患者的福音，但对法律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维护也未尝不是一件大有裨益的好事。
新规定的出台在法律层面上的积极意义至少有这几点：这些明显带着人文关怀的规定，令我们的法律条文得以进一步细化，也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这些规定的出台同时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希望：随着条文的细化和可操作性的增强，法律全面介入社会生活也有了更大的空间。
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新规定的出台重新树立了患者对法律的信心和尊敬，让患者重新看到了通过法律途径讨说法的希望，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得以进一步提升和巩固。对患者来说、对医院来说、对我们建立法制社会的美好愿望来说，这才是更大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