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海 向蜀芳  (2002.02.26)……2版

　　作为医生，笔者并不否认完全由患方举证是难为了患方，但若举

证责任倒置，医院也有难处。

　　困难之一医学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对很多疾病的认识还非常有限，

很多疾病的治疗都不尽人意。一方面，医学的许多问题尚只能由经验

来说明，达不到“证明”的水平；另一方面，疾病的原因比较复杂，

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其间的因果关系亦不能

完全用“全”或“无”来表达。对数种致伤原因共同作用引起一种损

害的这种现象如何评估？谁是主要原因？谁是次要原因？而这些都要

求医院找到证据来一一加以证明，其中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如一时轰动全国的两脑瘫患儿诉湖北某医院人身损害赔偿案。此

案医院败诉的关键就是举证责任倒置。原告认为，是温箱断电导致患

儿受凉、窒息、缺氧，最终造成两患儿脑瘫后果。被告不否认温箱断

电这一事实，但提出脑瘫患儿一般是由于先天遗传因素造成的，受凉

不是主要原因。由于举证责任倒置，法庭要求医方对这一说法提出证

明。但是，许多疾病的病因还未搞清，有些疾病的病因还只是停留在

假说阶段，脑瘫的病因就是如此。因此，医院无法证明而被判败诉。

试想，如果医学发展到了能够直接证实脑瘫是不是先天因素引起，患

儿耳聋的原因是不是丁胺卡那霉素所致，那案件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呢？

　　困难之二在很多案件中，患者往往状告医生在医疗过程中未能尽

到告知的义务而使患者出现意外和并发症，甚至死亡。比如：某医生

因为给一位哮喘病人注射庆大霉素，发生了过敏性休克而致病人死亡，

这本来是无法预料的情况，属医疗意外。然而，患方却认为医生在给

病人注射药物以前未把发生这种意外的可能性说明，即未能尽到告知

的义务。这就给医生出了一道难题。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加之病

人存在个体差异，即使是药典规定的药品剂量使病人发生严重不良反

应，甚至死亡的情况也不少见。是不是医生在给病人用一种药之前，

都得把可能出现的任何一种意外和副作用交待清楚，现在教科书上未

能写明的也得去查阅最新资料，再报告患者，征求病人意见是否愿意

冒这个风险，让病人和家属签字后再用药？哪些副作用和意外需要交

待？怎么交待？交待后怎么签字画押？医生用药前的交待应该依据产

品说明书还是依据药典？

　　困难之三在医疗侵权案件审理中，如果举证责任倒置，“防卫性

措施”无奈将抬头，“不得瞻前顾后，考虑自身凶吉，一心赴救”的

传统医德将受到挑战，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

　　比如：对感冒病人做血生化全项化验，甚至做CT检查等，因为很

多疾病的早期症状酷似感冒，如果有病没有查出来，就是漏诊！所以

最昂贵的方案就是医生的最佳处置方案，结果导致医疗成本上升。这

些事例表明“防卫性措施”已经产生，医院这样做在医疗纠纷案件中

或许可以十分出色地履行举证责任，把自己置于有利地位，但最终受

害的还是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