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管理员
-- 发布时间:2006-9-12 10: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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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敢讲他们不对的话,谁就遭殃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体制问题颇多,哪些或者哪几个问题是最亟待解决的?或者说,在您这样一流的华裔学者看来,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有哪些?根本解决之道在哪里呢? 丘成桐:最严重的问题是评审制度。权力操纵在个别人手上,几个和他们所谓“同舟共济”的人控制着经费,科技部、基金委的科研基金和教育部基金都是,院士评审、评奖也是一样。 在中国做学问好的人都想做院士,做不上院士就好像完全没有面子,所以那些想当院士的就想尽办法去向那些掌控院士选举的人叩头,同时宁愿改变他们做研究的方向来让那些人高兴。这种做法到处都是,我觉得很悲哀。 开始学问做得不错的数学家为了做院士,宁愿置自己的学问于不顾,用很多不同的手段去逢迎院士。凡是接触到某些院士的错事和坏事时,谁都不敢讲话,为了做院士要讨好他们。年轻人的科研基金和经费都要这些院士来评审,都怕院士。全国数学界有20多个院士,有七、八个是不管事的,因为年纪大了,剩下的那十几个就管着全中国数学的方向,他们就有这个权力,谁敢讲他们不对的话,谁就遭殃。到这种地步学问还能做成功,我想是不太可能的。 人物周刊:有人说中国是“运动办学”,有各种各样的工程,比如“211工程”,“985工程”,这种运动对大学发展有什么作用?不论是奖项、还是基金都需要评委来评,怎样才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丘成桐:我想,要加大评委的来源,不能够单请中国的专家,坦白讲中国数学研究的方向并不是世界数学研究的趋势,我想请国际上的专家来帮忙是很重要的,其实对中国来说没有任何羞耻的地方。在美国,我们要评审一个重要项目时,也请欧洲的专家、亚洲的专家来帮忙。欧洲的项目,也会请美国的专家帮忙。 我觉得中国目前来看,重大的项目,小项目也一样,要加大评审专家的量,让专家能够表示意见。同时在选举院士或者在评阅大项目的时候,应该用纯粹学术的资格,就是用学术内容来作评审,不应该涉及到人事关系。 现在往往是某某教授学术上没问题,有些院士们就讲这个人的人格有问题,用这种手段来制止这些人的提升,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用非学术的方法来打击有学问的人,让很多人觉得很气愤,包括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在生前也是无可奈何。 假如评审委员会邀请相当多的非华裔的有学问的专家在里面,事情就非常容易得到解决。现在中国不愿意做,就是因为这些既得利益的教授们拒绝海外专家进来,因为请这些人进来,他们的垄断地位就没有了。 最重要的是年轻人 人物周刊:北大特地安排新闻发言人就引进海外学者予以回应,这是否在您意料之中? 丘成桐:这就是利益关系很严重的问题。假如北大承认错误,那他们申请到的经费怎么办,很多经费都是骗来的。××当了北大数学中心的主任,拿了国家一亿多的经费,就是因为从海外“引进”了他。还有很多项目都是这样。如果他们承认了错误,那这些经费都是很有疑问的。不单是声望的问题,也是金钱的问题。 我晓得很多既得利益团体对我的这些批评非常不满意。我也不会相信他们不会反击,但为了国家我不在乎。 我也不是想做英雄好汉,只是看到国内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打击而悲观失望,看不到自己前途,而影响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进程,我觉得很心痛。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我有义务和责任替国内这些年轻科学家找个出路,否则的话他们只能去美国,不能在国内做好的学问。 假如最终不能替中国数学界培养年轻人的话,我就不想再来中国了。我在中国做了很多事,主要目标就是为了中国培养人才,无论是利还是名,我都没有兴趣。假如我做的事情因为北大的打击不能成功,也不能补救,我也就没兴趣再来了。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我现在还在做最前沿的研究工作,我为什么不在数学上多花点功夫呢?而要和这种人搞在一起。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最大差距在哪里?硬件、软件还是制度? 丘成桐:都有。硬件是最容易追上的,现在有些中国大学(的硬件)比我们这里(哈佛大学)都好得多。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人才和制度。 人才问题,最重要的是年轻人。我讲了很多问题都是有关年轻人的,整个西方高等教育做得最好的是美国,美国有一个良好的系统,它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培养年轻人。研究生院培养研究生和博士后,我们学校(哈佛大学)基本上都在全心全意地培养这些年轻人。 可是我们国家刚好相反。我们应该给研究生很好的待遇,让他们不要出去兼职。哈佛的博士只要能做出成绩,马上就能提拔得很快。这一点在国内是做不到的。国内所有的好处、所有的荣誉,都要留给院士。可在美国只要能做出第一流的学问,马上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做了好的学问却不能提拔上来,我看中国成为科技大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物周刊:您反复提到中国科技发展的关键在年轻人,那您怎么看中国现在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呢? 丘成桐:我并不认为老一点的就没有希望,我现在还在做第一线的研究,我们愿意帮助年轻人上去。可是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有十年的断层。所以中国出现了一个五十到六十岁(科学家)的断层。这些人的能力是比不上从前年纪更大的那些人,我对这些年纪大的人很尊重,可是五六十岁的科学家并不见得是最前线的,我们尊重他们,并不表示要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老院士们懂得自己的地位,他们不会乱搞。相对年轻些的那批(院士),有很多人的做法就像文革时一样,对年轻人有很大的损害。 人物周刊:中国很多大学都在讲自己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您觉得可能么?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呢? 丘成桐:还是年轻人的问题。这些大学如果他们是真正地在培养年轻人,五年内就能成为第一流的大学,我是说在一种完美的情况下。 为什么呢?一个中国的学生来我们哈佛大学,五年内他们可以做成一流的工作。毕业以后七八年内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可以成为第一流的人才。就是说,从一个有基础的年轻人做到有世界第一流学问的人,也就是七八年的功夫。这在一个完美的制度和完美的学风下是可以做到的。 可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做不到。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得到良好的训练,没有得到学校的重视。就研究生来讲,他们要兼职,没有办法把全部时间用来做学问。导师本身也不是第一流的,然后是来帮忙的学者,好的也就来两三个月,不好的来了心思也没有放在年轻人上面。 可是真要做好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姚期智,我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可以在理论电脑方面带出一支优秀的队伍来。可是我们有多少有学问的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我们需要大师级的人,也需要真正愿意做事的人真正全职地回来工作。 问题是他们急功近利,只有(引进海外教授数)量上的要求,只讲究形式化的东西。我举个例子,1997年,北京大学请我去做他们数学系一个研究所的主任,我的名字始终被他们挂在那个上面,可他们从来没问过我有关学术上的事情,也不告诉我他们在那边做什么事情,到了去年年底我才晓得他们挂了我的名字,我要求他们把我的名字取下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实质而只重视虚名。 我的看法是,如果年轻人有应得的学术自由,有发展空间,这个国家的学术就能很快地发展起来。 人物周刊:中国的高校还存在着很强的行政化趋势,还在评级别,比如大学评为部级、副部级,您怎么看?衡量大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丘成桐:这就是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的区别。有几个层次的问题。比如以美国来讲,美国前十名的大学大部分都是私校。私校的灵活性要大于公立大学,可是并不能够表示公立大学没有好的。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都是名校。 中国却是硬性规定一些大学得到特别的关注,比如北大和清华。我们哈佛大学也向政府拿钱,但我们向政府拿钱的方法是公平竞争,不是说因为我是哈佛大学我就拿一大笔钱,相反很多时候因为你是哈佛大学,政府反而不给你钱。他们讲反正你要做这个研究,我们不一定要帮你忙。政府是根据大学里面教授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潜力来给钱,我觉得这才是政府支持高校的方法。 只是因为它叫北大或者清华就给一大笔钱,我觉得不是最好的。 北大、清华是有着很大优势的,因为全国最好的高中生都想去。他们很容易录取到第一流的学生,却不见得有一流的训练,我对北大尤其失望。教育部给他们的经费很多,还有很多其他名目的经费。我想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大学得到的经费不是通过申请、公平竞争拿到的,学术是做不好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大学之间应该存在竞争,譬如说南京 大学做得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好,就应该多得到经费。反过来也一样,如果北大、清华做得好,我们也应该表扬。应该是一种公平的竞争。 人物周刊:近几年来大学得到了很多办学经费,名牌大学更是这样,可是落在学生头上的却非常少,奖学金还很不发达,学费负担相当重,您觉得经费应该如何分配? 丘成桐:就我看来,研究生的资助费用应该大幅度提高。要做到他能不去外面兼职而能维持生活,能全心全意地做研究。到了研究生阶段就已不是小孩了,他们应该有能力去生活,有能力去买书,现在很多研究生连买书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这是很不幸的事情。我想大力资助研究生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可是也因为这样,研究生的素质要注意,大量招收研究生,因此研究生的素质是得不到保证的。研究生要精。 我想,第二个要大力支持的是博士后和毕业没多久的年轻教师。因为这个时刻是他们做第一流工作的最重要时刻。他们目前待遇太差,还要考虑怎么资助家里。我想大学的经费应该主要用在这方面。有多余的钱再来搞人才引进。如果是引进姚期智这样级别的人才又另当别论,中国要重视。因为大师级的人才会对中国的学术起到指引方向的作用,就像华罗庚先生、钱学森先生当年从国外回来一样。我们讲“大海航行靠舵手”,学术上确实需要舵手,而且必须是全心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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